“2002年到2008年，我國加入WTO引發的出口高速增長、樓市火爆拉動的房地產投入資金、車市繁榮拉動的汽車產業鏈投入資金，推動經濟連續以9%以上的增長率高速增長，甚至一度達到14%以上的高位。2008年以后，為了應對大部分國家資金危機的壓力，我國推出了4萬億投入資金計劃，主要的投入資金方向是‘鐵公基’，即鐵路、公路、基本設施項目，中國經濟反彈到2010年一季度，之后開始了長達五年的經濟下行周期。”滕泰認為，2002年到2007年，是房地產、汽車等行業的供給擴張階段，2008年以后，這些行業，包括其上下游的鋼鐵、玻璃、水泥、電解鋁等為主題的中國經濟進入供給成熟階段，2014年以后階段性進入供給老化階段。因此，商品房庫存不斷增加，鋼鐵、煤炭全行業虧損嚴重，傳統車市風光不再，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更是一體過剩，就連光伏、風電等新興產業，也在相關部門的扶持下迅速進入供給老化階段。
　　
　　滕泰認為，包括房地產等一些行業雖然短期有去庫存、去產能的壓力，但解決辦法恰恰在需求側。“比如說房地產行業，房子已經建造起來了，不可能把房子毀掉，所以較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擴張需求，把房地產行業庫存消化掉。”
　　
　　滕泰進一步表示，去產能的關鍵，應該把落后產能領域的生產要素轉移到新的領域。比如說，北京的首鋼搬遷了，但員工、資金、土地都沒有因此去唐山，這些生產要素都轉移到了新供給、新動能、新產業領域去了。因此，去產能的關鍵在于將生產要素轉移到新的領域中，形成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以及新的發展動力。
　　
　　滕泰還強調，要使生產要素形成新的發展動能，需要吸引社會資源創造新供給，并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經濟盡快恢復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軌道。為了發生反應新供給，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提出的正確做法是通過“放松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打破生產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產品，在較短時期內恢復均衡，并通過要素轉移更新供給結構。
　　
　　“一方面在于加快資源從供給老化行業的退出速度，另一方面在加快培育‘軟財富’和‘軟價值’為代表的新供給形成和新供給擴張產業。”滕泰解釋，典型的軟財富行業包括知識產業、信息產業、文化產業、資金產業和其他社會服務業，這五大軟財富行業的財富來源不再是以地球資源為主，而是以人類的活動和人類的思維為主。對那些必須大量消耗地球資源的硬財富制造業，也應該給它們附加上更多的“軟價值”。
　　
　　展望G20峰會：全部社會期待中國領導力
　　
　　2016年G20峰會將于9月份在中國召開，外界對此次峰會可能探討的各項議題充滿期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多位中外嘉賓指出，在世界經濟面臨多重挑戰、復蘇緩慢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與合作，推動各國結構性改變，完善大部分國家經濟治理，以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將成為擺在G20各成員國面前的較重要任務。另一方面，作為本屆峰會的輪值主席國，中國如何在G20機制中發揮領導力、引導G20進程更是令人期待萬分。
　　
　　今年G20峰會的主題為“構建創新、精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在19日上午的“展望G20中國峰會”分論壇上，經合籌備秘書長古里亞表示，當前世界經濟復蘇疲弱且不平衡，需求的疲軟可能帶來通脹的壓力。G20峰會的目的就是要進一步促進增長，促進創新，提高就業率，同時增加經濟的包容性。G20峰會機制的意義也就在于，做出正確的決策來避免大部分國家經濟下行風險變成現實。
　　
　　為提高大部分國家經濟治理的有效性，各與會嘉賓呼吁，G20成員國應加強對政策的溝通協調。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目前大部分國家經濟處于一個關鍵時期，各國政策行動產生的“溢出效應”意味著其需要更好地進行協調，因此需要G20峰會來搭建相關政策框架，促進實現這種大部分國家決策的進程。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論壇上介紹2016年G20峰會籌備情況時也表示，上月底在上海成功舉辦的G20財長和大銀行行長會議達成重要共識：靠前，G20各個成員要加強政策協調，形成政策共識，要在G20整體的層面采取行動，應對挑戰；第二，要在重要的全部經濟政策問題上，例如匯率市場，加強政策的溝通與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