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錢學森先生生前所警告的，我國拔尖人才缺少，“按照測算，我們現在有4000多萬名科技人員，其中創新型科技人才也就是在1萬人左右”。還需注意的是，我國科研人員逾三分之二留在高校和科研機構等非生產領域，發達國家恰恰相反，主要分布在企業。
　　
　　幾年前有數據顯示，在158個全部一級科學籌備及其包含的1566個主要二級籌備中，參與領導層的中國科學家僅占2.26％。國外一項針對工程師合格率的研究認為，中國在61個國家中排在第57位。
　　
　　而在高技能人才方面，中國社科院2009年度中國人才報告稱，我國制造業從業人員有1.4億人，其中技術工人約占一半，在這7000萬名技術工人中，初級工占60％以上，中級工占35％，高等工以上僅占4％。日本、德國等國的技術工人中，高等工以上的人才達到40％。
　　
　　今年年初，各地又見“民工荒”。吳江認為，“民工荒”固然反映了經濟復蘇，也反映出一個現象，即沒技術的勞動力找不到崗位，需要技術的崗位招不到人，大量勞動力的閑置和大量崗位的缺人，這將是長期并存的問題。
　　
　　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變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征求意見稿，我國將支持部分高校試點開展拔尖人才培養改變，逐步推行免費中職教育，強化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以加強“兩高”人才的培養。
　　
　　破除體制機制障礙，非常大發揮人才效益
　　
　　吳江對記者指出，破解人才資源的質量、結構等問題，非常大的障礙在于體制機制。
　　
　　《綱要》提出，今后的指導方針是“服務發展，人才優先，以用為本，創新機制，高等帶領，整體開發”，強調要創新人才工作體制機制，實施更公開的人才政策。
　　
　　吳江告訴記者，從體制來講，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的基礎作用，建立完善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相關部門要轉變職能，讓用人自主權充分落到用人單位，讓人才能夠流動到有需要的地方去。機制方面，應體現“以用為本”，非常大程度地發揮人才的效益。
　　
　　“管理部門不是管人才，是解放人才。我們不能總想怎么把人管‘死’，而是應該想怎么把人的智慧、才能解放出來，讓每個人實現效益非常大化。”吳江說，制度的制定應與人才的解放相聯系，解放人才就是解放生產力。
　　
　　吳江坦言：“目前很多制度都把人‘捆’住了。我們要引導人們去干工作，作貢獻，發揮聰明才智，而不是引導人去找關系，熬年頭，拉選票。要從人才發揮作用的需要出發，設定一些評價、選拔、激勵機制。”
　　
　　2003年，中點提出“不唯學歷、不唯職稱、不唯資歷、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選人才。吳江認為，如今出現了更多的“唯”，如招聘時先看應聘者是什么學校、是否留學，這種簡單化的條條框框越定越多，損失的是人才的積較性和創造性。又如職稱評定中，外語水平、論文發表是硬性要求，這未必符合各行各業的規律。
　　
　　吳江透露，《綱要》中含有一套可供評估的人才發展指標體系，用于衡量人才事業的發展程度。“老百姓都知道GDP，我們常說‘綠色GDP’，今后也要有‘人才GDP’。”人才強國指標體系除了考察人才的數量、質量、結構情況，在人才對社會的貢獻度，以及教育投入等環境因素上，都有硬性指標。這些標準既具全部通用性，也兼顧了國情。今后，中點可能針對“人才GDP”建立責任制，讓各級黨委、相關部門做靠前責任人。
　　
　　在“以用為本”方面，《綱要》還提出“人才全部化”，用好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
　　
　　目前，教育部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中國科學院的“百人計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百千萬人才工程”等，都已成為廣納人才的品牌項目。去年，中點又實施了“千人計劃”（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在吳江看來，這類人才項目已經產生示范效應。“以前各地都爭項目，現在各地都在效仿中點，先爭人才。”
　　
　　中科院常務副院長白春禮院士認為，隨著“千人計劃”等措施的開展和各類人才回歸通道的打通，將帶來新一輪的“海歸”潮。
　　
　　“誰來撐起明天的中國？人才！這是毫無疑問的。”吳江對記者說。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的說法更加形象：中國轉變增長方式需要新的“兩彈一星”，“兩彈”就是“科技體制創新”和“教育體制創新”，“一星”就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