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發展光伏的方式因省而異，可以說是大雜燴。既有類似德國的補貼電價，也有以現金或更新能源券為基礎的初裝補貼。政策在不斷的修改，較后簡化為初裝時以更新能源券為基礎的補貼制度。然而，初裝補貼在世界許多地方的實踐都證明是失敗的，僅起到示范作用。由于補貼基本足以覆蓋安裝成本，業主對系統的質量要求不高，風險意識不足，造成許多劣質產品和系統充積市場，反而為產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澳大利亞的初裝新能源券的操作概念大致是相關部門向光伏系統的業主按規模一次性發出更新能源券STC，業主可通過市場將更新能源券出售并回收部分或全部的系統投入資金。STC的供應量由安裝量決定，是純市場行為。而STC的需求則由相關部門法規決定，由能源供應商等機構按一定的規則承擔，每年的需求基本固定。而相關部門更進一步通過不同規模系統的STC數目，去引導市場安裝特定規模的光伏系統。例如，澳大利亞的主流市場曾被1.5KW的小型系統占據，而政策的目標是光伏發電以滿足居民日間的用電為目標，不對電網造成輸出的壓力。然而，澳大利亞的這種創新也造成市場的大波動，在STC‘供應市場制’但‘需求計劃制’的情形下，STC的價格出現大幅度的波動，一度由法律上限的65澳元下跌到15澳元，使依靠STC作為收入的安裝公司大量倒閉，也使市場由亢奮變為沉寂。而STC的大幅波動，也不能作為安裝公司融入資金的依據，投入資金者也無法做出計劃。澳大利亞的經驗說明，不管以現金或能源券作為出裝補貼，都不利于建立高質量的發電系統。而以‘需求計劃制’結合‘供應市場制’的STC政策，被證明是不可行的。大幅波動的價格及價格的不確定性使澳洲的銀行拒絕參與到光伏應用中，造成資金的異常緊張。澳洲的安裝商主要依靠中國企業提供的貿易融入資金進行安裝，并換取STC及出售STC去支付賬款。STC價格的大波動使得澳洲的安裝商無法向中國企業支付賬款，較終導致中信保為澳洲的光伏建設付賬，為我國帶來損失。
　　
　　除了澳大利亞，羅馬尼亞也是采用新能源券的國家，只是它的新能源券是和發電量掛鉤而非初裝量，但一樣是失敗的。銀行欠缺了可計算的穩定現金流作為融入資金依據，拒絕為光伏項目提供長期貸款。沒有了穩定的現金流保障，自然會推高風險，使投入資金者要求更高的回報，不利于光伏發電走向平價并網。　　

    印度
　　
　　印度可能是光伏發電成本較低的國家，除了印度人聰明能干外，和當地的光伏政策有很大關系。印度主要發展大的光伏電站，而相關部門采用配額制，并以電價投標的方式去競爭，中標者獲得相關部門提供的的長期購電合同，并以此結合項目保險作為融入資金的依據。在這樣的制度下，電站投入資金者變得對價格十分敏感，會想盡辦法去降低單位投入資金，使電力成本得以降低而取得合同。由于投入資金者依靠長期的發電收入去歸還銀行貸款，因此，對投入資金的成本和質量均有嚴格要求。同時也十分注意風險，因此，一般電站都有購買全風險的保險，以便發電量低于預期時可以索賠。在成本的壓力和保險的保護下，印度也是一個用于使用新技術的國家，有大量的薄膜光伏電站在印度興建。在投標政策的帶動下，印度電站的每瓦投入資金已低于1美元。印度的經驗說明，以投標電價為基礎的制度，有利于光伏發電成本的下降和新技術的引入，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物。
　　
　　泰國
　　
　　泰國采用的是購電合同的制度。相關部門的政策交由電網公司執行，購電合同包括基礎電價和補貼電價兩部分。而購電合同就成為銀行融入資金的依據。由于合同電價回報高，吸引了大量投入資金者去申請購電合同，同時出現了購電合同的炒賣市場，合同價格一度高達項目總投入資金的35%。這并不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利用。在世界其他地區，購電合同的開發成本一般只占總投入資金的5-10%。泰國用電網購電合同的方式成功啟動了銀行為光伏項目提供單獨的融入資金。而泰國也是大部分國家靠前個以基建設立資金方式將光伏電站經濟權益憑證化的國家，吸引市場游資投向光伏項目。在資金工具的支持下，泰國投入資金者正走出我國，到國外尋求光伏投入資金的機會。
　　
　　美國
　　
　　美國并沒有一套全國性的光伏補貼政策，對于電費高的州份和實施階梯電價的地區，光伏發電已具備在市場化條件下生存的條件。而一些電費較低的州份，則采用補貼電價的方式。美國大型光伏電站的建設主要依靠企業自身資金，并將建成的電站賣給稅務投入資金者。所謂稅務投入資金即是根據法律將稅款轉作投入資金的行為。美國相關部門于資金海嘯后以ITC(InvestmentTaxCredit)的方式鼓勵企業投入資金新能源。有名的投入資金者巴菲特于2012年便向靠前太陽能收購光伏發電項目，巴菲特的名言是“光伏發電不能令你致富，但能令你保持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