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態勢也存在于今天。當前對華反傾銷調查的推手是歐洲太陽能企業，而中國如果明確表態，假如歐盟做出反傾銷裁定，就馬上像對美國一樣，對歐洲多晶硅甚至其他產業亦展開“雙反”調查，歐洲就必須權衡，是否有必要為太陽能產業做出犧牲。這是值得謹慎考慮的，因為，即使對華征收反傾銷稅，也不能解救歐洲太陽能產業，而且長遠來看，把污染嚴重、需要低廉勞工的光伏產業上游放在中國，其實對歐洲的可更新能源產業是有利的。
　　
　　總之，歐盟在自身結構上的固有問題，為中國提供了加以“分化”和利用的機會。就像單一貨幣的束縛加劇了歐元區危機一樣，布魯塞爾的歐盟機構與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差異，讓歐盟難以在貿易、外交等各方面制定讓各方都滿意的協調性政策。在對華政策方面，這既表現為各國爭相希望從中國拿到更豐厚的商業合同，也表現為軍售問題上的立場不一。默克爾和德古赫特的表態差異也是一個例子。
　　
　　此外，如何把一個日益強大的大國綁在歐盟對華交往的統一框架內，也是歐盟的巨大挑戰。如果說對于誰是歐洲“老大”過去還有疑問的話，本次危機已給出確定無疑的答案。中德在經濟、外交等政策上的日益接近，也讓“中德特殊關系”甚至所謂的“北京-柏林軸心”得到全部媒體熱議。
　　
　　當然。所有的伙伴關系都不是永遠牢靠的，中德、中歐關系的未來取決于雙方能否淡化意識形態爭執，控制貿易摩擦，將雙邊關系牢牢扎根于經濟互補之上。默克爾上臺時正值英、法亦是右翼黨派執政，故而對華政策的價值觀色彩較強，2007年會見達賴更讓中德關系緊張。但較終，還是經濟力量把中德自然而然地拉近，同樣的邏輯也可適用于歐洲整體。
　　
　　9月12日，夏季達沃斯論壇就將在天津召開了。在去年的論壇上，“中國是否救歐洲”成為主要話題。當然，歐洲的主要問題并不是“缺錢”，所謂的“救歐洲”其實代表了一種綜合的愿望，包括中國購買歐洲國家債券、向歐洲紓困機制出資、中國匯入外部儲備增持歐元資產、中企赴歐投入資金和收購等等。但中國領導人至今除了友好的言辭外，沒有奉獻多少實質舉動。今年會不會有所不同？這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中歐能不能在解決本次光伏貿易糾紛的過程中，共同尋找一種更為和諧共贏的相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