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研討會上，有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發表了對中國當前經濟情況和走勢的看法，并談了今后需要做一些什么樣的努力，以促使得現代化中國能夠更順利地誕生。對于今年的情況，吳敬璉覺得無非是過去２０多年改變和公開的繼續。去年下半年以后，出現了宏觀經濟的過熱，過去一些困擾我們的問題在有些方面有所加劇。比如，現在全社會較關注的宏觀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危險、收入差距的擴大、腐敗的蔓延。這些不是新出現的問題，但這些時起時伏的矛盾和問題目前似乎有加劇的趨勢，而且經濟問題逐漸反映在社會層面上來，對社會的和諧發展造成了威脅。近來社會上散布著這樣的疑問：改變以來，這些問題和矛盾不但沒有減弱，而且有加劇的趨勢，它的性質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表明我們改變公開的大方向出了問題，需要改變？對這個問題，吳敬璉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現代公民，都應思考：在促進現代化中國的順利誕生、順利發展方面應該做些什么，以幫助民族和國家更快地進步？一、對問題性質的判斷吳敬璉說，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現代化過程中會碰到的問題，所以要首先知道中國現代化選取的是什么樣的路線和道路。現代化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主要靠相關部門的力度強籌備；另一種方式主要依靠市場力量的推進。在文革結束以前，我們采取了靠前種方式，依靠相關部門力量，采用計劃經濟動員源和配置資源。這種方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同時付出了很高的代價。而鄧小平領導的改變就是從靠前種方式轉到第二種方式來推進我們的現代化，也就是推行市場取向的改變。過去２０多年來，中國現代化事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鄧小平領導下的
改變或轉變。在１９５６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已經提出要進行經濟管理體制改變，但是當時的改變措施沒有動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１９７９年以后的改變的特點是它是市場化的改變，或者叫市場取向的改變。后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明確提出，我們改變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１９９２年之前我們采取的改變方式是增量改變，即國有部門（包括國有的工商業、資金企業）基本不動，而是在國有部門以外發展非國有經濟。而１９９２年在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改變目標以后，改變就轉為整體推進——要對國有工商業、國有外貿業、國有銀行等，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在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增量改變的初期，滿意的聲音是占支配地位的，但到了８０年代后期，由于貧富懸殊的加劇、宏觀經濟的波動（如通貨膨脹的發生）、腐敗的蔓延，對于社會現實狀況和現行政策不滿的聲音就不時出現高漲的態勢，并變成社會關注的熱點。較近的情況無外乎是過去曾發生過的情況的再現。在９０年代初期曾經出現過所謂＂懷念＂，懷念計劃經濟時期，甚至導致了＂命令經濟＂在短時期的回潮。這種回潮的根源，就是對１９７９年以來市場化改變的大方向的懷疑和否定。吳敬璉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大方向上，而是枝節性的問題、執行中的問題和一些跟改變大方向相背離的逆流。比如，１９９３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要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得改變有一個安全網，使得建立和諧社會有一個經濟基礎。應該說，這個決定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在執行中有不少問題。又比如，雖然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就提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加強我們的教育體系和執行能夠發揮人們創造性的、主動性的人才戰略，但是沒有很有力的具體措施來配套，落實得不太好。再比如，腐敗問題則是跟改變的大方向完全背離的，跟建設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是完全背離的。因此，我的判斷是，現在我們所面對的只是＂現代化中國的臨產陣痛＂。不是說這等問題不嚴重，而是說，我們要分清楚問題是主流還是支流、逆流，要對這些問題、這些矛盾進行深入分析，有個正確的認識。二、對問題癥結的分析吳敬璉認為，對待這些矛盾、問題的根源及相應的對策的看法大致上有兩種。靠前種看法認為，腐敗問題和收入差距、貧富懸殊不斷擴大這樣的問題，是因為舊體制下行政權力對于資源的支配在有些方面還保存著、在有些方面還有所增強，于是就造成了權力尋租的可能性。按照這個判斷，相應地它的對策就是限制權力、推進改變與建立法治。而第二種看法認為，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在于市場化的改變。相應的對策是舒緩市場力量、強化行政干預、強化相關部門對于資源的控制和配置能力。吳敬璉說，對于當前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從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對腐敗根源的不同分析中得到借鑒。當時，對于腐敗的根源大致上有兩種較端的觀點和一種現代經濟學的分析。較端觀點之一是，腐敗蔓延的根本原因是市場取向，認為改變的方向出了問題，因而應扭轉改變的方向。較端觀點之二是，錢力量的擴大是市場化改變所必需的，認為腐敗是實現現代化必要的條件，甚至認為它是一種潤滑劑。而運用現代經濟學對腐敗進行分析則認為腐敗的根源不是市場化改變，而是＂權力攪和買賣＂，權力對于交易的干預造成
了權力尋租的可能性。吳敬璉還說，后來的事實表明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是對的，腐敗根源不是市場化改變造成了腐敗的蔓延，而是因為權力對交易活動的干預、壟斷權力造成了腐敗的蔓延。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中期主要的腐敗現象就是＂官倒＂，他們倒批文、進口許可證、官價的貸款，而到了９０年代中期，特別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各種商品的價格都放開了，＂倒爺＂也就銷聲匿跡了。但是，社會現象非常復雜，因此，對社會現象的分析往往長時期都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不會因為一次討論在某一個問題上大家比較明白了，就對所有的問題都會明白，它會反復地出現。在近期，因為一些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有激化的趨勢，所以新的爭論又起來了。吳敬璉認為，在當前的情況下，有三種社會力量可能傾向于認為問題的來源在于市場化改變，因而舒緩市場力量、強化國家的干預。其中，靠前種力量是靠權力已經發財的權貴，即所謂的＂既得利益者＂；第二種力量就是希望保持和擴大對資源支配權力的官員；第三種力量是弱勢群體。在過去２０多年的改變中，弱勢群體的利益，由于各種原因受到了損害，但是對于是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或政策使他們受到損害的，他們沒有很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如果上述靠前種力量和第二種力量結盟，就有可能把第三類力量誤導到反對市場取向改變的方向上去。應該說，反對市場取向改變是不符合弱勢群體利益的，但是在某種情況下，它可能被不明真相、受到了損害的人們所接受。如果人們被誤導，這種觀點再經過現代傳媒的放大，有可能對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的改變方向造成傷害。這對于我們社會上的多數人都是較其不利的，對于中國的現代化是較其不利的。其實，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已經被反復證過，但現在看來仍要重新證明。要而重新證明較重要的是付諸行動，要清理問題根源。這里仍以腐敗問題、權力尋租為例來說明。既然我們認為腐敗的根源在于權力攪和買賣＂，那么要從源頭上鏟除腐敗就要做三件事：靠前盡量減少行政審批、限制行政許可；第二要使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的作用；第三把必要的行政許可置于監督之下。市場經濟不能沒有國家力量的介入，國家除了要提供法治的環境，還要在很多方面發揮它的作用，但這種權力應該限制在必要的范圍內，并置于社會的監督之下。我們的正確途徑不是＂開倒車＂，而是堅定而穩妥地推進改變公開，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鄧小平理論。具體來說，就是要一體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變。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于怎樣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了很好的規劃，我們就是要存利去弊，把改變取得的成果鞏固下來，把改變中出現的執行不力、支流、逆流清理掉，一體地推進改變。吳敬璉認為，當前有這五個方面是需要要點進行的：一是資金體系和市場的改變；二是投入資金體制改變；三是國有經濟的改變；四是社會保障體制改變；五是建立法治相關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