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玻網】2011年４月９日，湖北省鐘祥市污水處理廠發現生產車間異常，工廠進水口水質呈現暗紅色，而且氣味刺鼻。隨后發現，這些水質呈強酸性特征。由于酸性太強，污水處理廠車間的生物菌種很快死亡，一些機器設備也遭腐蝕，不能正常工作。
　　
　　四氯化硅是多晶硅企業生產時產生的副產品。這是一種具有強腐蝕性的有毒有害液體，遇到潮濕空氣即分解成硅酸和劇毒氣體氯化氫，對人體眼睛、外表、呼吸道有強發生反應，遇到火星會產生爆開，用于傾倒或掩埋四氯化硅的土地將變成不毛之地，樹木和草都不會生長。但是讓人不解的是，鐘祥本地并沒有生產相關產品的企業，這些四氯化硅從哪里來的呢？經過警方調查，運輸四氯化硅的大罐車來自遼寧撫順。車主名叫倪泉，專門從事危險化學品運輸。
　　
　　多晶硅副產物四氯化硅的處理是目前已成為制約中國多晶硅行業發展的瓶頸。據了解，生產1公斤多晶硅將產生10—15公斤的四氯化硅，1000噸/年的多晶硅廠一年產生的副產物四氯化硅將達到1萬—1.5萬噸，如果將這些四氯化硅簡單水處理甚至排放，將會對環境保護造成巨大的壓力，同時大大增加原料硅粉和液氯的消耗，使得多晶硅生產成本失掉競爭能力。
　　
　　據警方初步查明，今年３、４月間，湖北隨州、江西九江的兩家多晶硅企業通過倪泉等人，往鐘祥運輸并偷排了四氯化硅約８００噸四氯化硅。僅此一項，廠家可節約處理費用幾百萬元，而倪泉等也可以獲利５０多萬元。正因有如此大的利潤，王建國他們在鐘祥當地又找了一個更大的排污場地，準備大干一場，但還沒有來得及開始就東窗事發。
　　
　　這一起案件讓我們本已經很脆弱的神經再一次緊繃起來。前些日子剛剛發生的云南鉻渣的傾倒案件，還沒有平息，那么湖北又出現了這種跨省的化學物品的傾倒案件。其實不妨我們把這兩起案件做一個類比，發現有很多相似之處。你看，就是因為企業不愿意承擔排污治理的這個高昂的成本，然后把這些肥料，化學肥料通過黑中介賣給了這個一部分的，比如說司機啊司機，然后又為了牟取暴利，到各地進行傾倒。一旦出事，那么排污企業，這些生產化學品的一些企業，一推六二五，說是不知情可我們現在就納悶了，對于這些高污染或者高排放的這些化學品企業，當地的環保部門都干什么去了？是不是應該對這些企業予以高度的重視，當時在立項的過程中，我們是怎么給它進行環評的，在平時的監管中是不是實施了巡查制度，定期巡查制度，他們是怎么通過年檢的，是不是我們一手收著納稅人的這個錢，另一手是不是就置納稅人的這個健康之不顧。我們多次都呼吁，不要帶血的ＧＤＰ，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面對這個能夠帶來ＧＤＰ的這個化學項目，或者說是這些高污染的一些項目。寧可犧牲掉百姓的這個健康權，甚至生命權，也要追求帶血的ＧＤＰ。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每當東窗事發，每當鉻渣事件，或者說是這四氯化硅事件出來之后，我們往往關注的都是犯罪嫌疑人，關注那些傾倒廢物的那些司機，而忽視了真實的根源，也就是他的排污企業，排污企業為了降低治理污染的這個成本，獲取非常大的利潤，把這些廢料，化學肥料，委托給黑中介處理，而委托黑中介處理所付出的這個成本和按照真真實正這個，企業本身去達到環評標準這個處理的成本，要相當地低，要低很多。
　　
　　全國人大代表周家貴：
　　
　　我們怎么能夠把多晶硅的生產搞好，而不能以高科技的名義，以高新技術的名義，為了區域的利益，而使另一個區域受到嚴重污染。
　　
　　那么究其原因我想有兩點，較根源的一點還是在技術，技術的不過關，什么意思，我們知道排污，它是需要成本的，治理污染是需要成本的，那么歐美的一些先進的關鍵的技術，我們現在沒有，我們國家沒有。也就是說治理這些四氯化硅也好，鉻渣也好，這個成本相當高，就必然，勢必造成我的收益會減小，因為我們的技術不過關，而且還有一種不好的意識，這個高新企業，好像就意味著我低能耗，或者低污染，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這是其一。其二就是監管的缺失，監管的缺失，我想較重要的一點，還是，一個是主動的和被動的，作為被動來講它有客觀因素，那么當前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正在處于一種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這種轉型期，特別是在東南沿海，沿海地帶，一個是產業轉型，產業升級。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導致原本在這些東南沿海的這些重型的項目，或者高污染高能耗的項目，正向內陸轉移，在這個過程中，中西部終于盼到了一些這個能夠獲得ＧＤＰ的這個項目，那么在這種這個客觀的因素下，我主觀為它營造一個良好的投入資金環境，比如像這個政策呀，比如像投入資金呀比如像這個甚至環評，環保的這些指標，甚至睜一眼畢一眼給它降低了。我較后想說的就是治理污染，非常大的問題并不是沒法辦，而是你想不想干，怎么干，關鍵的問題是要先把這個一些地方領導干部心理的污染，也就是帶有征集，帶有帶血ＧＤＰ政績觀的這個心理的污染，新把它清除掉，把這種唯ＧＤＰ論的思維先清除掉，我想鉻渣案也好，四氯化硅傾倒案也好，這一系列的案件才會大大的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