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玻網】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興趣廣博，頭腦敏銳。雖然他的學術生涯發端于歷史學，但很快就在文學理論領域取得成就，并繼續從文論拓展至人類學、語言學、符號學、神學、倫理學和哲學。
    1947年，24歲的吉拉爾離開祖國法國，較初的安排只有一年，未曾想從此他就安家美國。從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學位后，在他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用法語和英語出版了多部影響巨大的著作，包括《欺騙、需求和小說：文學結構中的自者與他者》（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Self and Other in Literary Structure）、《創世以來的隱蔽事物》（Things Hidde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和《暴力與神圣》（Violence and the Sacred）。
    我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求學期間，有幸結識吉拉爾，向他學習。事實證明，在觀察職場、社區、人際關系和人的選擇時，吉拉爾的理論能提供一個強有力的視角。誰掌握了他的理論，誰就能成為更有效、更有道德感召力的管理者。
    吉拉爾取得如此聲譽的一個基礎是，他堅持認為人的需求并非固有的，而是受介體影響，或者說是“模仿的”。也就是說，我們對一個事物的渴望并不是純粹來自于內心，而是因為其他人也想要，或已經擁有。
    假設有兩條完全相同的牛仔褲，差別只是其中一條上有品牌標簽，為什么消費者會愿意為有品牌的衣服支付三倍乃至更高的價錢？他們可能是想讓自己更像宣傳海報上穿著這條牛仔褲的模特那樣有吸引力，但除了知道他人會更想穿這條牛仔褲之外，他們并不會得到其他收益。這樣一來，他們就在想要這條牛仔褲的其他人中延續了對品牌的渴望。
    成功的品牌塑造者和廣告商長期以來一直操縱著這些因素。但對這種現象的理解并非只適用于自私的目的。對于理解和管理人類行為中的許多方面，尤其是職場動態，也是一個重要的機制。
    不過，在考慮職場之前，我們必須了解吉拉爾的第二大觀點：當這種模仿需求在一個社區內不受限制地流轉時會發生什么？
    首先，社區規模越小、越封閉的，社區內的人就越會趨同。我們自己的興趣和品味（它們也是之前所處的社區的產物）被弱化、掩蓋，較終隨著我們被社區的共同需求集合同質化而被遺忘。這就是為什么孤立的小城鎮，甚至小公司，往往會發展出頗為怪異的文化。
    其次，這種不斷增強的同質化趨勢會不可避免地螺旋升級，造成沖突和暴力，因為很快每個人都會開始爭搶同樣的東西。社區可能因此分裂，但往往還會重新籌備，并通過將社區的全部暴力瞄準一個替罪羊，而重新團結起來。社區的一名成員被指為替罪羊后就會被驅逐。之后會出現一個和平的時期，直到問題再次出現，重新開始尋找新的替罪羊。
    辦公室政治經常可以被視為尋找新替罪羊的嘗試，但聰明的管理者應當警惕這種趨勢，警惕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果一個高等管理者所擔任的職位，工作場所中的許多人都有志企及，那么他尤其應該警覺自己按照自身行為的延伸塑造辦公室文化的方式。
    吉拉爾的論證在“道德領導”（ethical leadership）的語境下尤其具有挑戰性，他脫離了根據個人價值觀做出決策的“簡單”層面，闡述了文化創造的必然性：倫理道德（作為一系列需求）嚴格意義上并不是個人的，必然是共有的，從而不可避免地會強加于彼此。因此，帶領者必須有一個明確的道德見解，并愿意對他們領導的文化和體系的道德進行反思和改變。
    類似的，在墨爾本商學院道德領導中心（Melbourne Business School Centre for Ethical Leadership），我們不接受只要獨善其身，便能成為道德領導的觀點。他們還必須理解并內化自身的道德價值觀，在或簡單或多變的語境中加以應用，并有能力影響自己所處的世界。這些人能夠領導其他人踐行道德，可以塑造文化和體制，從而鼓勵符合道德的行為。
    要成為符合這種意義的帶領者，就需要對各種文化的運行方式有深刻的理解。身為道德帶領者意味著要辨識出一個籌備中模仿需求的動態變化、以及發現尋找替罪羊的現象，并遏制其消較影響。
   管理者在管理事之前，首先要會管理人，尤其是自己。認真閱讀吉拉爾的人類學著作可以幫助他們躲開許多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