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出處： 《玻璃藝術》編輯部

   

    　　 我讀完了《玻璃的世界》。讀著讀著就想起某次聽法國漢學家賈永吉（Michel Cartier）如數家珍般地介紹法國年鑒學派的歷史時，所提到的以研究羅馬史著稱的蒲慕州（Paul Veyne）的一個觀點：可以從任何一個題目入手來研究歷史。

    　　《玻璃的世界》的著述風格似乎正是在實踐蒲慕州的這個觀點。從一種不起眼的日常物品――玻璃――入手，《玻璃的世界》的兩位作者試圖對一個宏偉的問題――東方和西方的歷史為什么會呈現出如此不同的特征――提供某種解答。該書從玻璃在古代近東被偶然發明寫起，描述了玻璃的存在與否對東西方文明史的影響。

    　　在西方，公元前一個世紀里經中東民族發展起來的關鍵的玻璃吹制技術由羅馬人發揚廣大，玻璃制品成為當時的重要日常用品。經中世紀玻璃制造技術仍然不絕如縷。到文藝復興時，玻璃的制造和使用達到一體鼎盛，并在玻璃的參與下――由玻璃制成的各種科學儀器延伸了人類的感官――發生了近代科學革命，從而誕生出一個高度文明的現代世界。在西方，玻璃制品還先后分化出玻璃飾品、玻璃器皿、窗用平板玻璃、玻璃鏡、玻璃透鏡等五大類。

    　　而在東方，玻璃制造技術在中國、日本、印度等古代文明中相對萎縮。該書的兩位作者認為，雖然這些古代文明在相當早的時期就已經獲悉制造玻璃的技術，但以后走過了跟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由于制陶技術的成熟和發達，東方文明沒有對玻璃器皿的迫切需要；由于氣候的原因，也無需發展平板窗戶玻璃；由于某種生理上的原因，東方人患近視的人數比率高，因此提出了制造凹透鏡這一過高要求――而西方人到中老年多患遠視，從而適時地發生反應了技術上較為簡單的凸透鏡的制造。種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東方文明中，玻璃制品始終停留在飾品的階段。因此，在幾種重要玻璃制品類型都缺席的東方文明中，近代科學革命無法發生。

    　　乍看到這樣的結論，讀者可能跟筆者一樣會有些激動和驚訝。難道兩位作者找到了東方文明的“練門”？又或者這就是“李約瑟問題”的一個出乎意料的解答？

    　　在歷史事件之間尋找因果關系是很吸引人的，但也是危險的。說其是吸引人的，是可以把歷史事件串成一條因果長鏈，從而把歷史整理得井井有條；說其是危險的，是因為這樣的因果長鏈很可能只是一種不真實的假象。或許，追求“真實的歷史”已經落伍了，“沒有干凈的歷史”的說法似乎也慢慢深入人心。若要研究歷史，理論先行。所以《玻璃的世界》的作者們在全書較后一章的較后幾節里明確交待了他們在玻璃問題上的研究法則――人類學方法。

    　　他們認為，這種人類學方法是“一種廣闊的比較學科”，它“堅持不懈地偵緝事物的缺席、觀察共變、尋找似乎彼此恒定匹配的東西以期檢查因果鏈的強度。”（210頁）作者用這種方法考查了玻璃在東西方文明中的不同作用后，雖然也承認“還有多種因素導致可信知識大幅度增長、并奠定了當今世界的基礎”，玻璃對現代世界的誕生也不是一個充分條件，但它基本上是一個必要條件。“如果必須從一切因素中遴選一個，其重要性超越了城市的成長、古代學問的復興、鐘表或印刷術，入選的只好是玻璃”。（204頁）

    　　應該承認，在人類學研究方法的框架內，該書的作者們漂亮地“解算”了一道習題。然而作為該書的讀者，能夠提出的疑問是：“科學史可以這樣研究嗎？”，即“這種方法適用嗎？”

    　　人類學方法作為一種“廣闊的比較學科”，在時間和空間上都要作非常宏觀的跨越。如作者們聲稱的那樣，人類學者“更少關注個別的人物、事件或事物”，（214頁）科學的發展“在人類學目光中，并非一系列梯級攀登，每一級可以貼上一個響當當的名字――哈桑、格羅斯泰斯特、列奧納多、開普勒、牛頓、愛因斯坦等。”（215頁）

    　　但是，筆者基本上還是認同科學史之父薩頓所言，科學是“人類的真實有積累性和進步性的活動”。科學的進步恰恰就是以那些響當當的名字為標簽的“一系列梯級攀登”。拋開科學的起源問題不論，科學史上的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大多可以進行以年或十年為單位的精細研究。人類學的方法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損失科學進步的“精細結構”。

    　　這樣的“精細結構”的損失，在望遠鏡對科學進步的作用上便可見一斑。書中只是籠統地交待了西歐透鏡的生產對科學革命的促進。但是我們知道望遠鏡是某個荷蘭眼鏡商無意中的發明，當時也只被當做玩具對待。只有到了伽利略手里，望遠鏡才變成科學儀器，才發揮出對舊知識體系的革命力量。因此這里起關鍵作用的應該是伽利略的天才大腦而不是幾塊透鏡的組合。

    　　為了讓這種人類學方法看起來更為奏效，作者們在宏觀上也試圖調整玻璃制造技術與科學進步的步伐，使它們相一致。考古發掘的證據證明玻璃制造技術在羅馬帝國時代一度興盛之后，稍稍萎靡，但到十二世紀末，玻璃制造業在西歐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了。然而一般認為的近代科學革命要直到十七世紀才發生。為了解決這個步伐上的不一致，《玻璃的世界》的作者們提出了“二次科學革命”的觀點。傳統上的近代科學革命被作者們稱作“第二次科學革命”，而在公元1250年到1400年間則發生了‘“靠前次科學革命”。雖然，十三世紀初開始，亞里斯多德全集被發現，大學興起，由阿拉伯學者保存和發展了的古希臘知識大量返銷西歐，西歐知識界確實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但這充其量只是對古代知識的學習，并為近代科學革命打下基礎而已。真實的近代科學革命呈現出的特點和取得的成就是所謂的“靠前次科學革命”所不可比擬的。這里作者們為了強調宏觀上的一致性，固然重視了科學進步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但也抹平了一些科學進步的重要細節。

    　　書中對與西方文明相對照的東方文明的描述，有幾處稍有偏差或不嚴密。論證中國人患近視比率較西方人為高的統計數據都出自較近一個世紀里的調查，這些數據對玻璃缺席的中國古代有多大意義值得懷疑。書中有三處強調中國古代在公元前500年便獲悉玻璃制造技術并大量生產玻璃，但吝于給出比較詳細的證據。書中提到印度人對待玻璃的態度時，說玻璃在印度古代的地位低賤。但是筆者看到在一些印度古代文獻資料中玻璃被當做構成日月兩個天體的主要成份，與金、銀并列，并認為玻璃“純真無雜，外內清徹，光明遠照”，（《佛說長阿含經》卷二十二“世本緣品”）這里玻璃似乎不那么低賤。

    　　但不管怎樣，拋開某些學術觀點上的異議，筆者承認這是一本寫作和制作都非常漂亮的書。就象該書的英文書名The Glass Bathyscaphe（《玻璃深潛器》）所暗示的那樣，該書作者們從一種人們習以為常的物品入手，深潛到中西方文明的深處，探討了它們各自的不同歷史，并試圖揭示形成這種不同的原因，還是頗有啟發意義的。似乎是為了照顧大多數的中國近視讀者，該書的字號和行距也比一般的出版物大，但18元的價格還是能讓讀者接受的。書末附了兩個關于玻璃的小附錄，還給出了各章推薦書目、近200種參考書目和詳細的索引，大大方便了喜歡尋根刨底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