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玻網】王松靈出生于湖南省湘鄉的東郊農村，后來就讀于毛澤東、蔡和森、陳賡、肖三等前輩學習過的東山學校，這里嚴謹的學風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直到今天坐到首都醫科大學副校長的位置，不論是教學還是研究，他都盡心盡力恪守嚴謹二字。
　　我是1979年考進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一直到1989年在那里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工作了一年多以后，我拿到了日本的一個醫學獎金，1991年到日本東京齒科大學做博士后研究，從事腮腺研究和唾液腺的放射生物學的工作。這是我靠前次出國，日本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我初步體驗了發達國家的科研水平與環境，開闊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學習一年期間，我看到日本人的敬業。在日本的實驗室里，同行見面打招呼說的是“加油干”，而不像國內大家問候用的都是“吃了嗎”或“干什么呢”等詞語。
　　1992年，我完成博士后研究又回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醫院對我非常重視。在朱宣智、王邦康等既是領導又是良師益友的前輩和同行支持下，我籌建了國內靠前個涎腺疾病中心。中國有豐富的臨床資源，但臨床研究并不理想，以前的研究是總結性質的，沒有很好的設計和前瞻性，我希望通過涎腺疾病中心促進涎腺臨床研究。
　　從日本回來后，我在日本的高層希望我還能回去做高等訪問學者，我也希望能繼續學習，但我想到一個文化背景不同的國家去，我較終選擇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是全部上醫學基礎研究較高水平的機構之一，博士畢業后我就希望去那里學習，但由于我是搞臨床研究的，而NIH是做基礎理論研究，但我并沒有放棄這種努力，通過各種渠道加強與NIH的溝通，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1994年，北京市推出了一個“新星計劃”，對工作突出又愿望出國的青年人才可以提供資助，我得到了5萬元資助，就給NIH的高層Bruce Baum寫信，希望去學習進修。他們給了我半年的時間，我以“特別志愿者”的身份到了NIH.
　　較初Bruce Baum先生和其他同行并不十分了解我，擔心我是否有能力搞基礎研究。3個月后，他交的任務我都順利完成了，他主動找到我，告訴我你留下來吧，以后的資助他們出。我的學習期不斷被延長，在NIH連續呆了將近兩年，身份也由一般項目成員變為研究骨干。
　　這兩年學習對我后來的業務取得成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世界較前沿的研究基地，接觸的是世界相關人士，學術上做的也是前沿研究，思路上大為開闊。更重要的是，NIH老師們的治學態度和做人風格對我影響非常大，我注意到他們更強調多贏，你去幫助別人，就相當于幫助你自己。我后來回國工作、帶隊伍過程中都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
　　后來王邦康院長到美國訪問，專程到NIH邀請我回國，并告訴Bruce Baum先生一定要放王松靈回國，經過與王院長的一次長談，我更堅定了回國的決心。
　　1998年回國后，我創建了口腔遺傳因子治療分子生物學實驗室，進行基礎研究和全部合作。1993年建立的涎腺研究中心是一個臨床基地，但還缺少一個基礎研究基地，實驗室的成立解決了這一問題。
　　實驗室很快申請下來博士點，目前我帶著18個博士。這幾年依托實驗室，我們補上了涎腺的基礎研究，還開展了兩個新方向，一是牙齒的生長發育和更新研究，二是口腔的家族性遺傳病研究，這兩個領域都是全部上的前沿課題。
　　回國后，我們與NIH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與他們一起完成了3篇重要的論文，發表在全部刊物上。
　　2001年，我獲得了國家杰出青年科學設立資金，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總理設立資金”，對我是很大的鼓勵。2004年2月，我們課題組的“腮腺慢性疫病遺傳因子學、診斷及治療的基礎及臨床應用研究”又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這些成就的取得，自身的努力是一個方面，但我覺得主要是趕上了好的歷史機會，相關部門重視人才的發展，很多老師和領導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空間。
　　2005年3月，我到首都醫科大學任副校長，負責教學的一部分工作。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時，重要的是帶好隊伍，搞好基礎理論研究。我個人認為臨床很重要，尤其是中國的口腔界很缺臨床人才，但與基礎理論研究相比，臨床人才還是多的，中國較缺的是基礎研究人才。但現在社會風氣很浮躁，很多人耐不住寂寞，沉不住氣。對醫學院校來說，真實體現水平的還是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做好了，教學和臨床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