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國家視野下，汽車消費市場的繁榮，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也使得各國相關企業互有滲透和競爭。中國汽車玻璃行業遭遇的“傾銷”之困，全鋼載重子午線輪胎的發展之機，就是這種格局的印證。
　　這福耀玻璃的應對之策
　　不是一個“債多不愁”的問題，福耀玻璃一次次被指控“傾銷”，讓他們很感棘手。公司為此專門設立“反傾銷辦公室”，頗有幾分無奈。
　　“五一”長假后，福耀上下才稍稍喘了一口氣。5月7日，美國商務部公布了就來自中國的汽車擋風玻璃行政復審的初裁結果：“福耀玻璃出口至美國的汽車擋風玻璃2001年9月至2003年3月期間的行政復審的初裁傾銷率由原來11.8％降低至0.13％（小于0.5％視同為零傾銷稅率）。”
　　據有關方面統計，中國遭遇的反傾銷案件占全世界的11%，僅就玻璃行業而言，2001年、2002年遇到了加拿大和美國對汽車玻璃的“反傾銷”；印度、澳大利亞對浮法玻璃的“反傾銷”。2003年菲律賓先后對壓花玻璃、浮法玻璃采取“保障措施”；2004年南非又對我國平板玻璃及浮法玻璃展開反傾銷復審調查。
　　福耀的無奈不是個案，它以國內排名靠前的身份在說明汽車玻璃制造企業的一個現實：應對國外的反傾銷指控，是個繞不過去的煩惱。
　　2001年12月18日，加拿大PPG公司向加拿大海關總署提出對我國出口擋風玻璃反傾銷指控。2002年12月，加方展開反傾銷調查，初裁認定中國汽車擋風玻璃產品對加拿大的相關產業造成了損害，對中國產品征收36％到194％的反傾銷稅。福建的福耀玻璃、廣東的深圳奔迅、深圳信義和東莞港灣四家公司是加方的指控對象。
　　此案號稱中國入世首宗反傾銷案，較終以深圳奔迅和信義汽車玻璃（深圳）勝訴告終——加拿大聯邦稅務總署確定給予這兩家企業以市場經濟模式運作，對其出口產品所征收的加權平均稅率確定為零。另外兩家被控企業福耀玻璃和東莞港灣沒有走應訴程序，他們自然也享有不到零稅率的“成果”。
　　但當面對美國方面的反傾銷指控時，福耀選擇了積較出擊。
　　美國是中國許多汽車玻璃廠家看好的大市場，從上世紀90年代起，他們以提供破損汽車玻璃的替換品為打破點切入美國市場，取得了良好進展。在2002年的高峰時期，福耀玻璃占據了美國該市場的10％－11％，加上深圳的信義、奔迅兩家，這個比例多達20％以上。
　　福耀曾經有在美國設廠的試圖。“若在美國設廠，不僅能省下大筆運費，而且還可以繞開日后可能發生的反傾銷壁壘。”這是福耀玻璃創始人曹德旺之子曹暉前往美國時的算盤。
　　福耀將廠址選在了南卡羅來納州，這里的相關部門能提供優惠的稅收政策、低廉的地價和費用只有中國1/3的穩定電力供應。但較后，設廠一事卻因昂貴的員工成本而擱淺了。這個“分廠”較后一步步縮水成倉庫、銷售處。而福耀擔心的事終究還是發生了：2002年，美國PPG工業公司等三家美國汽車擋風玻璃生產企業，指控包括福耀玻璃在內的14家中國玻璃深加工企業對美國有傾銷行為。
　　為了保有美國市場的份額，福耀在這兩年多時間里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才換來眼下的初裁結果。4個月后，如果美國商務部公告的終裁傾銷率仍然小于0.5%，就可以說福耀公司取得了較終的勝利，屆時從2001年9月繳納的反傾銷稅也將退還給公司。
　　但依照“誰應訴，誰得益”的原則，福耀的成功，難以直接惠及其他企業。
　　不應訴的苦衷
　　面對反傾銷的指控是否應訴，每個企業都有自身的考慮。以上所述的加拿大一案中，被指控的中國企業有4家，但較后堅持應訴的只有兩家，美國起訴的14家中國企業中，應訴的只有7家。這些不應訴的企業，面臨的是較高的稅率，意味著對起訴國市場的放棄，像后面這7家企業被征收的稅率高達124.5％。
　　奔迅公司的李女士表示他們已經獲悉福耀應訴的較新進展，她說，奔迅目前所承擔的稅率是9.84％，取的是福耀和信義的中間值，“此前沒有積較應訴，是因為財力和精力有限。”她沒有透露在勝訴加拿大一案中公司曾耗費了多大的成本，但是表示公司會應對美方指控。
　　據信義公司有關人士透露，在加拿大一案中，他們曾建立起了一個“反傾銷應對小組”，由公司負責財務的副總經理牽頭，集結生產、銷售各個環節一批懂法律懂外語的骨干人員研究答案，準備的資料和輔助資料有上百公斤，A4紙的答卷有40厘米高。
　　相關人士指出，除了本土團隊以外，被控企業往往還需在起訴國聘請有經驗團隊，解讀當地法律法規，并和國內團隊保持及時通暢的溝通。這樣的成本不是每個被控企業都能承擔得起，或者說愿意承擔的。一些企業會考慮調整市場布局，放棄一些市場，站穩一些市場，尤其是那些在對方國家的年出口額不過幾十萬元的企業。
　　除了成本因素，廣東省公平貿易局局長陳立鵬還在有關場合指出了企業放棄應訴的另一個原因——怕自己經不起查。
　　反傾銷調查的調查問卷和現場核查，涉及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環節，尤其是產品的成本構成。而我國有些中小型民營企業，賬目不清，交易原始單據、業務往來檔案資料不全，有設兩本帳的習慣，他們顯然經不起查。陳立鵬還舉例說明，在有的應訴中，個別企業開始很積較，后來看到對方嚴格審核的架勢，就悄無聲息地退出了。
　　出于各自的原因，到目前為止，除了加拿大、美國兩個個案，從整體而言，國內企業對反傾銷案件的應對形勢并不容樂觀。
　　有關資料顯示，在“印度案件”中，印方裁定“從2002年9月至2008年，對中國進口的浮法玻璃征收64.04%的關稅”；“澳大利亞日落復審案件”裁定“從中國進口的3—12mm浮法玻璃繼續征收反傾銷稅”；“菲律賓保護措施案”裁定“自2003年10月13日起至2006年10月13日內的進口產品征收正常關稅，配額外的進口關稅按不同產品分別征收”；“南非日落復審案”，中方有關協會多次與涉案企業聯系、協商，較終還是沒有聯合起來應訴，目前尚未做出較后裁定。
　　相關部門的角色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被控公司領導說，現在，一樁樁“反傾銷”指控讓國內汽車玻璃廠家拙于應付，這種大環境“很不好”。
　　頻繁遭遇反傾銷的廣東企業界反映，企業應對反傾銷有三大難題：應訴渠道、籌備程序欠規范；反傾銷通報層層中轉，有關相關部門部門、大辦事大樓和行業協會間職責欠明確，信息傳達渠道不通暢，涉案企業得到相關信息遲滯，被迫倉促應戰；企業間如何進行風險分擔和利益共享難以確定。
　　業界希望相關部門、行業協會操刀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強調“誰應訴，誰得益”，讓企業單兵作戰。
　　奔迅的李女士直言：“如果國家參與，企業會好辦一些。”目前的奔迅正在體會孤軍奮戰的不易，尤其地懷念在加拿大一案中相關部門支持的感覺——國家外經貿部、廣東省經貿廳、深圳市相關部門及市外經貿局等相關部門設立專門工作組，全程跟進推動，手把手地幫助企業應訴。有有經驗人士指出，相關部門的出面是“加拿大擋風玻璃反傾銷案”獲全勝的關鍵原因。
　　國泰君安經濟權益憑證公司研究員王炫分析，面對國外反傾銷，國內企業較感困難的是“市場經濟待遇”問題。如果起訴國將我國的相關產業定義為“非市場經濟”，采用產業不發達或市場價格畸高的“第三國替代”的方法來確定產品生產成本和價格，就會十分不利于中方企業。
　　廣東省公平貿易局局長陳立鵬曾表示，由于大多數世貿籌備成員對于是否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待遇沒有定論，但也不到中國來實地核查，使中國企業根本沒農業生產體系會為自己申辯。在遭遇反傾銷時，就需要我國相關部門加強與對方相關部門交涉，邀請對方到中國進行實地核查，確定“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這是企業難以做到的。
　　企業不應訴“反傾銷”指控，或者應訴失敗，將使中國的企業十分被動。其一是，企業一旦被裁定征收高關稅，就意味著起訴方市場的丟失。其二，還有可能引起其它進口我國同類產品的國家的連鎖反應。貿易轉移條款規定“如果A國對中國的某一產品采取臨時保障措施后，同樣進口該產品的其它國家不需要證明該轉移的中國產品對其造成實質性損害，只需查明因A國采取保障措施而導致該中國產品轉向其它出口，致使進口數量快速增加，實際或即將出現的增長，即可據以對中國產品采取保障措施”。
　　截至發稿，記者向商務部公平貿易局提出的關于“面對汽車玻璃生產廠商的呼吁，公平貿易局會不會再次出面，籌備、幫助他們應對眾多的反傾銷訴訟”的詢問，還沒有得到確切的答復。(凌峰
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