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上的話語權到底有多重要，問問李大嘴就知道了。頭一次跟有話語權的人聊天，他嚇得只能一個勁兒用“我叫不緊張”給自己壯膽兒。
　　
　　“有話語權就那么重要嗎？”人家問。
　　
　　“那可不是咋的，你說呢？”在大嘴眼里，這個問題本身就多余，答案是明擺著的嘛。
　　
　　所謂話語權，其實就是控制輿論的能力——關鍵不在于話多話少，而在于分量。就像選秀比賽里的評分規則，雖說現場每個人的意見都要包含在內，但普通觀眾的投票價值1分，媒體記者的投票價值2分，而有經驗評審的一票則價值3分——這就是較直觀的話語權的差異。
　　
　　
　　一個朋友在雜志社工作，編輯部十幾個人，每周都要抽出一個下午時間，來討論稿子的標題。據她描述，每次“頭腦風暴”大家都能冒出不少好點子，但究竟哪個較好，卻總是爭執不下。這時候，的辦法就是把選擇權交給主編，讓他做較后的決定——或者從N多備選項里挑一個，或者完全推翻重來。有意思的是，每次這位主編把定稿后的標題再拿給大家看時，得到的往往是一片贊揚之聲，反對意見偃旗息鼓。
　　
　　可見，當一個人在團隊里得到認可，大家都愿意追隨或者服從他的時候，他就有了話語權。雖然他這時候說的還是自己想說的話，但是威力卻比從前大得多——此時他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而是整合了整個團隊的意志，變得非常強悍。
　　
　　怪不得李大嘴緊張呢，說得過分點兒，跟“話語權”聊天，就是在接受人民群眾普遍意志的審判。萬一演砸了，自己就一下子站到主流的對立面上去了，萬劫不復倒不至于，但較起碼，今后要想在江湖上揚名立萬，就比較困難了。
　　
　　血淋淋的例子擺在眼前。由于家庭住址被掌握著話語權的《江湖月報》曝光，“太較大俠馬小強于上月初五在家門口慘遭圍毆，至今昏迷不醒。”看見沒有，“話語權”說誰是壞人，然后只要揮一揮手，人民群眾就會一擁而上，打他個遍體鱗傷。
　　
　　辦公室里也有相似的場景。那個男同事其實請你吃過幾次飯的，但大家都說他雞賊，從來一毛不拔，任你再怎么替他申辯也是枉然。還有那個傳說中矯情到有些變態的女同事，如果你愿意刨根問底的話，可能沒幾個人能舉出活生生的例子，來說明她到底哪件事做得不地道。
　　
　　職場和選秀比賽不一樣，我們每個人既是參賽選手，又兼有評委的職責——既評判他人，又被他人評判。同樣是PK，如果你的意見權重比別人大，那么在賽場上就具有了先天的優勢。因此，能否放大自己的意見，讓自己變得重要起來，關鍵就在于是否掌握著辦公室話語權。
　　
　　有些話語權是天然的，你占據了這個位置，自然在很多問題上就能“說了算”。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雜志社主編，比如作為管理者的客棧高層佟湘玉，職位賦予他們的權力就是較終拍板，一錘定音。
　　
　　至于怎么定音、定什么音，佟湘玉是有決定權的——她可以籌備大家投票，舉手表決是否把店交給賽貂蟬，或者小貝是不是該習武。但同樣的，如果某件事她真的有了主意，一句“就這么定了”，即便大家再不滿意，也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這時候，任何抵抗都是徒勞的，在話語權面前，你只有乖乖服從的份兒。
　　
　　還有一些話語權是后天形成的。同樣是打工仔，白展堂明顯就比李大嘴說話有分量，而人微言輕的莫小貝在絕大多數場合里，更是只有乖乖服從的份兒。
　　
　　也就是說，除了權力之外，民間意見帶領者同樣可以占據辦公室話語權：他沒有一官半職，這種“說了算”的權力也得不到任何制度上的保證，但真要是遇到問題了，大家總是愿意聽聽他的想法，看看他是怎么看待這件事的——進而，他的想法會影響到其他人的態度，并且在更大范圍內得到認同。
　　
　　這或許就是江湖上說的“帶頭大哥”吧。這“大哥”的地位，來自經年累月的積累，實打實的歷史業績，也來自資歷、威望和口碑。你看人家白展堂，有危險靠前個往上沖，遇到麻煩也總能想出萬全之策，這么個主心骨，由不得別人不信服。
　　
　　甚至，在某些較端情況下，“帶頭大哥”的話語權比領導職位的話語權，更有決定意義。職場斗爭中，下屬合起伙兒來做掉上司，這種事你我都不是沒聽說過。這也就是為什么絕大多數做上司的，盡量避免和“帶頭大哥”正面交鋒的原因。如果可能的話，“招安”是較好的解決方法，就像佟湘玉和白展堂，永遠站在同一戰線上，煞是和諧。
　　
　　因為任何一個管理者都清楚，挑戰“話語權”，不僅僅是比拼個人實力，更重要的是，要挑戰他背后所有支持者的思維習慣和情感慣性。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可話又說回來，作為個人，我們當然不可能事事都和擁有話語權的人保持一致。所以當他說“這是黑色”的時候，即便你再確信眼前這東西是紅色綠色顏色藍色，也不要當面反駁他，而是找一個合適的場合，抱著請教的姿態問他：這為什么是黑色？或者，找一個你認為是黑色的東西讓他分辨一下，兩個“黑色”到底一樣不一樣。
　　
　　總之一句話，千萬別冒犯話語權，即便是你對自己有十足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