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嶺南學院教授)
　　
　　發達國家的公司在對外直接投入資金中主要不是看流入地的勞動力成本如何，而是勞動力素質對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工作的影響。對于企業來說，用機器、設備等資本手段替代勞動力正成為企業越來越普遍的一種升級方式。這就意味著企業實現了生產方式的升級。
　　
　　春節過后，與往年一樣，珠三角地區又出現了“民工荒”，所不同的是，今年民工缺口的數量比往年加大了。從2005年開始的民工缺口大約是20萬人左右，到了2010年已增加到了150多萬人。這意味著什么？“劉易斯拐點”正在向我們逼近。
　　
　　在這里，人們對當前“民工荒”有不同理解，一些學者認為，缺工是一種周期性現象。隨著外來員工回流增加，這種現象逐步減少，乃至消失。然而，這種看法不能解釋2005年以來的缺工現象為什么不斷增加。我認為，缺工是一種趨勢性現象，理由有兩點，一是隨著內地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農村地區中因取消農業稅、提高農產品[14.330.42%]征收價格而使農民收入水平的增長，珠三角地區與這些地區的工資水平差距不斷縮小，勞動力流動是工資差距作用的結果，價差縮小了，這種流動也就自然減少了。在此基礎上，如果珠三角地區還像20世紀90年代一樣要吸引大批的內地勞動力流入，那么，就需要大幅度地提高工資水平。但是，在現有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產業中，附加值是十分有限的，這就不可能使企業主大幅度地提高工資水平。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縮小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顯然，近幾年來，其他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中西部經濟的迅速崛起帶來了非常大的就業與工資水平提高的機會，應該說，這是我國地區均衡發展政策有效果的一種客觀結果。二是由于變新代農民工的學歷與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他們的就業取向也不同于他們的父輩。比如說，許多80后和90后的外來工更注重工作環境對就業選擇的影響，而不僅僅是不分條件地把工資水平高低放在求職優選。所以，他們對一線生產崗位的就業需求相對減少，而對管理與技術崗位的需求有所上升。這兩者之間會發生結構性問題。盡管這種結構性問題在短期內的影響不十分明顯，但是，這個趨勢性因素會對就業結構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更值得一提的是，據有關部門預測，我國勞動力供給高峰將會在“十二五”期間出現，隨后，新增勞動力供給數量將逐步下降。這表明，缺工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劉易斯拐點的逼近將對我國居民生活、企業生產方式以及利用外資的項目結構都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從居民生活方面，由于存在著二元勞動力市場，低收入等級為城市家庭提供了便利而低成本的生活保障，諸如幫工、保姆、保安以及清潔工等。如果不管什么行業的員工都是相同的工資水平時，雇請鐘點工的數量就會大幅度減少了。這使我想起我在麻省理工學院作訪問學者時在我周圍發生的一件事，我的一位大陸同事因小孩有病，而自己又必須要上課，于是雇請了一位鐘點工。而照看小孩一天需要支付的工資與她一天上班的所得差不多。目前，雖然在我國還沒有達到這種程度，但當一個家庭雇請一個保姆的負擔很重時，幾家分享一個保姆，或集中起來有籌備地規模化照管就變為一種有效的籌備方式。
　　
　　對于企業來說，隨著勞動力的短缺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用機器、設備等資本手段替代勞動力便成為企業越來越普遍的一種升級方式。對于企業來說，這種升級往往是逼出來的，一種投入品的成本上升了，往往會用另一種投入品來替代。當這種替代品使總生產成本降低或生產效率提高時，這就意味著企業實現了生產方式的升級。在這方面，東莞大朗鎮提供了成功轉型的例子。東莞大朗鎮是世界毛紡織產業的非常大生產基地，全世界每4件毛衣中就有一件產自大朗鎮。在2007年年初，當這個鎮遭遇了明顯的“民工荒”后，一些企業就開始購進和使用了德國的STOLL針織橫機。改用這種機器后，1名員工可以同時看管5臺以上的STOLL針織橫機，使得編制工藝的人均生產率提高了1000倍以上。這種資本替代勞動在大幅度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生產效率也大幅度地提升了。一部分企業嘗到了資本替代勞動的甜頭后，其他企業也紛紛效仿，于是，整個鄉鎮的大多數企業在幾年內都提高了生產工藝的資本化程度。當東莞其他鄉鎮的企業為外來工短缺而苦惱時，大朗鎮卻有能力承接更多的訂單了。
　　
　　從利用外資來看，一些人擔心，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這可能會影響到境外公司到國內來投入資金設廠。但是，勞動力成本歷來不是吸引外資的因素，因為一個地區的勞動力成本與勞動績效共同決定著企業投入資金的流向。在技術成熟的、標準化加工生產線上，技術與勞動效率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相同的條件下，勞動力成本差異才變得重要。然而，我們面對的產業并不都是具有技術成熟的、重復性的生產加工業，而更多的是具有技術專項使用性、創造性的產業，諸如服務業、創意產業以及制造中的研發、市場營銷環節等。在這些產業中，勞動力素質對勞動績效產生著重要的影響。發達國家的公司之間的相互直接投入資金就由此所致。目前，在外商直接投入資金的全部市場上，7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入資金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由此可見，發達國家的公司在對外直接投入資金中主要不是看流入地的勞動力成本如何，而是勞動力素質對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工作的影響。當然，我們需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即假設勞動力成本提高了，但是勞動力素質并沒有相應的改善，這就意味著原有的經濟優勢消失了，如果新的優勢并沒有建立起來，經濟會出現衰落。為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就會千方百計地推遲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過程。事實上，原有經濟優勢的減弱也往往對新的優勢確立形成壓力。
　　
　　當然，逼近并不等于已經到來，但是，與其在缺乏危機感的環境下等待到來，不如未雨綢繆，及早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