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春天，我們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領導人，身穿潛水衣，排成一隊，站在一個懸崖的邊上，七八米高的懸崖下是深綠色的潭水，我們得往下跳。
　　
　　在初春寒冷的山風中，即使是排在頭一個的驕傲的德國人，雙腿也在瑟瑟發抖，我猜想那是因為沒有人知道水下有多深，以及有沒有未知的危險和障礙。
　　
　　在世界十大攀巖峽谷好地方之一的西班牙馬洛卡，某個懸崖邊上，這十名青年領導人分別來自希臘、羅馬、兩河流域、印度、黃河等文明發源地。雅利安人的后代能跳下去，華夏蒙古人的后代更不能丟臉，我省略了抖腳的部分，直接跳了下去。
　　
　　隨后再跳第二個懸崖的時候，對我而言已經是很放松的一件事情了。
　　
　　德國人后來告訴我們，領導人的靠前課，學的是面對未知的勇氣。
　　
　　頭一年做CEO，如同今天出來創業，更像靠前次跳懸崖，前景充滿未知；而身為一個CEO，懷揣勇氣，面對未知做出抉擇并付諸行動，是一種常態。
　　
　　哈佛教授Huntington寫了一本《文明的沖突》，中國的趙林教授也回了一本《文明沖突與文化的演進》，書中提到中國的文明強秦雄漢，充滿勇氣，大丈夫鐵馬冰河，馬革裹尸還，特別是在秦國，《淮南子》提到“秦國之俗，貪狼力度強，寡義而趨利”，與羅馬帝國頗多相似。
　　
　　羅馬帝國在我們公司的德國總部附近，敗給了日耳曼人。據說是因為日耳曼人更加高大勇武。
　　
　　而中國的文明不知從何時開始，失去了“勇氣”而有了“取巧”的內涵，林語堂也曾論吾國與吾民勇毅進取不如西人。
　　
　　不是嗎，一“難”一“容易”兩個選擇放在我們的領導人面前，“逢強智取，避其鋒銳，擊其惰歸”，選擇“難”，很有可能被形容為“愚勇可賈”。
　　
　　郎咸平在《誰謀殺了中國經濟》中，聲淚俱下地痛罵了中國企業家的劣根性，列舉草船借箭、借東風、空城計都是拿決定性戰役博小概率事件，萬一東風沒有借到，是拿東吳數萬將士的性命開玩笑。
　　
　　Tobeornottobe，是漠然忍受無爭、平淡以詩酒養疏慵的人生，還是挺身選擇以刀戈成勇武的冒險和艱辛，對CEO來說，究竟哪一種是更高等的選擇？為什么我們的企業家、領導人，不能以千斤撥四兩？我以為根源在于缺乏“自律”和“勇氣”。
　　
　　亞歷山大帶領士兵穿越沙漠，每人標準配備一壺水，途中水不夠，有將領提議，您是亞歷山大，所以您應該可以配備兩壺水，亞歷山大回答說，我是亞歷山大，所以我也只能配備一壺水。同等自律（Equaldiscipline）自此成為西方領導人所要求的素質之一，同等自律是要求有很大的勇氣的。
　　
　　德國人教育我，勇氣和堅毅的品質，來自于好的身體，二戰時隆美爾元帥，初到非洲軍團，發現軍中士兵發胖，他認為那是缺乏自律和勇氣的外在表現，他立刻著手籌備俯臥撐運動，從他自己做起。
　　
　　我的前德國上司喜歡長跑，每周三到四次，每次十到十五公里，如此枯燥的事情，算是德國人千斤撥四兩的典型案例。我學德國人，也保持規律的長跑，有一次夏天，跑到一半下起了雷雨，那一剎那，我面臨兩個選擇，Tobeornottobe.
　　
　　我的選擇讓我的鄰居們見識了一個人高馬大、在雷雨中從容慢跑的“怪叔叔”。但那一次，我訓練了如何在逆向中，以自律與勇氣收獲人所不能的過程。
　　
　　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國，中國的《孫子兵法》初到日本，日本人奉為天書，后來日本維新，學了不少西方特別是德國人的東西，認為中國人的《孫子兵法》未戰而先用詭道，失去了勇氣也。
　　
　　上個世紀初，日本的新渡戶稻造博士用英文寫了一本《武士道》，描述了日本武士的基本價值觀來源于中國儒家特別是孔子的一些東西，如義、仁、勇、禮、誠、榮譽、自制等。
　　
　　對于勇，新渡戶稻造博士在書中比較了西方的騎士英武精力、孔子的“見義不為，無勇也”及柏拉圖的“關于什么時候該怕，什么時候不該怕的知識”對勇的定義。日本的武士，在較端“斯巴達”式訓練膽量的同時，也學習了“匹夫之勇”和“大勇”的區別。
　　
　　日本人的東西，似乎是更好地結合了東西方貴“柔”及“尚剛勁”的不同哲學。這對中國CEO來說，也是值得學習的哲學。
　　
　　商業如戰爭，戰爭需要優越的帶領者，在與西方這幾百年的政治、軍事、商業交鋒中，我們并不占上風。
　　
　　我不推崇《武士道》，但身懷這一代“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使命，我們中國的企業家需要從文明、哲學、心理、歷史、結合的角度去提煉、學習和思考東西方；就像中國足球，老是說要“亂棍打死老師傅”，但總是被老師傅打得沒想法，還是學藝不精。
　　
　　郎咸平在《誰謀殺了中國經濟》中說，我們的企業家盈利的心靈不高于一座墳頭，不了解世界、不了解別人為什么那么看你，不了解自己的缺點。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