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玻網】隋、唐時期玻璃技術的特點，即“兩個玻璃系統”和“三種玻璃制造技術工藝”。所謂兩個“兩個系統”是指，一從出土的器物的來源看，隋、唐玻璃大體可以分為“國產玻璃”和“進口玻璃”兩個系統；二從成分上又可分為“鉛玻璃”和"鈉鈣玻璃”兩個系統。所謂三種技術工藝，一是傳統的壓鑄工藝；二是鐵棒黏結工藝：三是吹制工藝。

　　兩個“兩個系統”

　　在“器皿類”的出土產品中，各類型的玻璃瓶有了相當多的數量，反映了這一時期“國產玻璃”的發展，其造型與當時陶瓷的造型有很多相似，都具有中國自己的特色。如李靜訓墓出土的綠色無頸玻璃瓶，在國內外的玻璃器皿中都沒有發現過，但與隋代之前所流行的陶罐的造型有不少相似的特征。還有，綠色橢圓扁形玻璃瓶的造型，更是國外所沒有的，而恰恰與隋代前后流行的雙耳瓷扁壺，及李靜訓墓葬中的另一件白瓷雙耳扁壺，都有許多相同的特征。在唐代墓葬中，如李壽墓、李泰墓等，都出土了顏色和形狀不同的玻璃瓶，這些都是中國的“國產玻璃”。另外，伴隨著隋、唐的佛教發展，舍利玻璃器也成為這個時期的玻璃特點之一。

　　西方玻璃輸入中國，早于隋、唐時期，這已被史料所證實。但隋、唐出土的西方玻璃器皿更進一步證明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在隋、唐時期，尤其在盛唐更加公開，貿易品和技術往來更為密切。如西安東郊清禪寺舍利墓中的細頸玻璃瓶，小巧精巧，制造技術嫻熟，屬波斯薩珊玻璃中的精品；特別是陜西扶風法門寺出土的各種造型和紋飾的玻璃器物，是伊斯蘭玻璃輸入中國的集中反映。

　　另一個“兩個系統”，是從玻璃成分來看。隋、唐時期的玻璃制品，不僅器形和應用方面不同于漢或漢以前，而且玻璃成外也發生了變化，可以說也出現了“兩個系統”，即“鉛玻璃系統”和“鈉鈣玻璃”系統。“鉛玻璃”可以看成“國產玻璃”的主要特征，隋、唐時期的高鉛玻璃應該屬于中國傳統玻璃在這個時期的延伸和發展，以適應新工藝的要求。如廣西欽州久隆一號隋唐墓中的綠色高足杯，而“鈉鈣玻璃”系統則體現了引進西方技術在生產“國產玻璃”中的新技術應用，如在陜西西安李靜訓墓中的6件玻璃器物，除帶蓋玻璃盒外，其他5件均為鈉鈣玻璃。

　　“三種技術工藝”

　　第1種工藝是壓鑄工藝。壓鑄工藝沿襲了漢及漢以前的傳統技術工藝，用以生產制造玻璃珠、玻璃壁、佩飾等。如陜西乾縣南陵村停宗靖陵的龍鳳紋玻璃佩飾和壁，以及大量的玻璃彩珠、串珠等。這種傳統工藝在該時期雖然沒有多大發展，但是沒有停止，而且還延續到宋代，影響了“藥玉”“罐玉"的發展。

　　第二種工藝是鐵棒黏結工藝及無模吹制工藝除上面提到的大量玻璃瓶外，還有玻璃杯、盒等器物，如直筒杯（李泰墓）、高足杯（廣西飲州、西安呂武墓），帶蓋玻璃盒（李靜訓墓）

　　和帶底托玻璃茶碗（法門寺地宮）等玻璃器，都反映了隋、唐繼南北朝后，玻璃無模吹制和鐵棒黏結技術工藝在中國有了很大的發展，這就可以看作在“國產玻璃”系統中采用引進技術工藝的一種。

　　第三種工藝則完全屬于“進口玻璃”系統的西方生產工藝。鈉鈣玻璃成分、鐵棒技術、粘貼玻璃條裝飾和吹制方法，是西方玻璃工藝的普遍特征。

　　從隋、唐出土的大量玻璃器物表明，中國已經一體掌握了這些外來技術，其質地和工藝接近西方玻璃器。鉛玻璃（尤其高鉛玻璃）和鈉鈣玻璃共存，是隋、唐玻璃的主要特點，特別是那些質地為鈉鈣玻璃、造型為中國特點的器物，表明了隋、唐時期既能制造出高鉛玻璃，又能制造出質地較好的鈉鈣玻璃，而器物形態適用于中國傳統樣式。

　　總之，隋、唐時期玻璃制造業在經濟、文化、技術等方面的中西交融，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條件下，得到了一定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