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墳出土的鳳首玻璃瓶，高25厘米、口徑6厘米、底徑6.5厘米，細頸，鼓腹，圈足較高，壺把上端在口部（圖三）。這種器形的器物在中亞、西亞可以經常見到，羅馬到伊斯蘭時代都有發現，傳至東方后，被稱為胡瓶。發現的這類器物多為金銀器，還有陶器。中國唐代的陶瓷器、塑像和壁畫中多有帶把壺，就是模仿西方器物特別是金銀器。以前認為這件玻璃器的產地可能是在中東或北非，屬于羅馬玻璃[13]。但有研究認為，這是一件出土于地中海東岸的薩珊玻璃器[14]。

圖四韓國慶州金鈴冢斑點紋玻璃杯

　　飾有藍色斑點的玻璃碗在金鈴冢和玉田古墳均有出土。金鈴冢發掘于1924年，出土2件玻璃杯。其中一件淺綠色透明，敞口，腹部有2周斑點，上周11個，下周10個，高6.9厘米、口徑10.5厘米（圖四）。而玉田古墳群位于距慶州市西部100公里的慶州南道陜川，其中1號墓的年代被推測為5世紀的后半期。玉田1號墓出土的玻璃碗與金鈴冢出土的藍色斑點紋碗酷似，腹部配飾兩列深藍色的玻璃斑點，高7.1厘米、口徑9.7厘米。德國科隆地區、黑海附近的烏克蘭及俄羅斯地區都曾發現飾有藍色或褐色斑點的玻璃器，其中科隆地區出土玻璃器的時代約在公元3-4世紀，烏克蘭及俄羅斯地區出土的玻璃器年代約在公元4-5世紀，金鈴冢和玉田古墳1號墓出土的斑點紋玻璃杯可能來自以上地區[15]，屬羅馬玻璃。

圖五

　　1.韓國慶州天馬冢出土藍玻璃杯

　　2.美國康寧博物館藏玻璃杯

　　3.中國南京下關區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杯

　　天馬冢出土2件玻璃杯，其中藍玻璃杯上部為豎線紋，下部為吹制的龜甲紋（圖五：1），器形與康寧博物館藏玻璃杯（圖五：2）[16]和南京下關區象山7號墓出土玻璃杯（圖五：3）相似[17]。這種玻璃杯在德國科隆地區和敘利亞地區都能找到類似產品[18]，其上部紋飾則與印度本治理出土的羅馬玻璃殘片一致[19]，被認為是公元4世紀的羅馬玻璃制品。

圖六

　　1.韓國瑞鳳冢藍玻璃碗

　　2.中國河北景縣封魔奴墓玻璃碗

　　圖七韓國慶州松林寺玻璃杯和瓶

　　瑞鳳冢出土藍色玻璃碗和波浪紋玻璃杯各一件，藍色玻璃碗高4.7厘米、口徑10.4厘米，圓唇，腹部有一道細陽弦紋，矮圈足（圖六：1）。瑞鳳冢玻璃碗與河北景縣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圖六:2）器形和成分相似，屬于鈉鈣玻璃，還有一定量的錫，均屬羅馬玻璃[20]。朝鮮半島的寺院塔基也出土玻璃器。1959年，韓國慶尚北道漆谷郡松林寺維修時，在統一新羅時期（約668-901年）五重塔的塔基內發現1件凸圈紋玻璃杯，高7厘米、口徑8.4厘米，置于一個高約14.2厘米的金銅殿閣形舍利器內。玻璃杯口外侈，圓唇，圜底，淡綠色透明，外側有3段12個環形貼飾。內放綠玻璃舍利瓶，高6.3厘米、腹徑3.1厘米。細長頸，鼓腹，上有寶珠形玻璃栓（圖七）。玻璃瓶含鉛量較高，年代在7世紀末至8世紀初，可能為中國制品[21]。據研究，凸環紋玻璃器為中亞玻璃，主要流行于公元7世紀[22]。松林寺凸圈紋玻璃杯同正倉院藍玻璃杯相似，年代應為公元7世紀[23]。另有慶北奉化驚捷寺塔舍利瓶、慶北西洞里舍利瓶、慶州皇龍寺址舍利瓶等，年代多為公元9世紀，但來源尚不能確定[24]。

　　此外，還有突起紋玻璃杯、水注、葫蘆瓶等玻璃器皿在朝鮮半島出土。它們的年代較晚，突起紋杯和水注出土在黃海道延白郡，年代在公元8-9世紀，而葫蘆瓶屬于11-12世紀的玻璃制品[25]。

　　【后續文章架構】

　　日本處于絲綢之路東端，主要通過朝鮮半島和中國與中亞、地中海地區、北非以及歐洲聯系起來。從現有資料看，日本列島從公元前2世紀左右的彌生時代中期開始使用玻璃。早的玻璃集中出土在北九州福岡縣，包括很多單色的玻璃珠和玻璃管，經化學分析是與中國漢代玻璃一樣的鉛鋇玻璃。從古墳時代（3世紀中期以后）中期開始，玻璃容器被隨葬于古墓中，早發現于新沢千冢126號墓……

　　“琉璃之路”向東的延伸

　　考古學上的東西文化交流，應該是從歐洲的地中海沿岸起，通過中國主要地區，一直延伸到朝鮮半島和日本。中國和日本之間，海面寬闊，直接的交往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受到很大的限制，故日本在吸取大陸文化的歷史過程中，朝鮮一直起著窗口和橋梁的作用[42]，從而在中國、朝鮮和日本之間形成一個多向的文化交流網絡。

　　春秋晚期，西亞的玻璃珠飾以中亞游牧民族為中介，進口到中國中原地區，發生反應了中國玻璃業的誕生。戰國時期，中國利用本地原料，生產獨特的鉛鋇玻璃，并在西漢時期東傳到了日本和朝鮮半島[43]。日本繩紋時代出土過勾珠及生產勾珠的范[44]，這些勾珠無疑是日本當地制造的，經檢驗都是鉛玻璃。正倉院還保存了公元7世紀玻璃珠子的配方，記載了需用大量的氧化鉛[45]。顯示出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早期玻璃器的密切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