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玻璃器鑒識

    隋唐玻璃器的成就突出表現在陳設品、生活用品玻璃器的制作上，主要是玻璃瓶、玻璃茶具、玻璃杯等。唐·李商隱《飲席戲贈同舍》詩中有：“唱盡陽關無限疊，半杯松葉凍頗梨”之句指出唐人曾用玻璃杯作為酒具；又如唐·柳宗元《河東記》記載揚州有一種玻璃器“表里烘明，如不隔物……瓶口剛如葦管大”，類似的記載在唐人的詩句、文賦中常可見到，這說明玻璃器的使用范圍有所擴大。

    從目前出土的幾件隋代玻璃器看，均采用了吹制法制成，器壁較薄，光亮度很好，一改南北朝時期中國吹制玻璃器粗糙的狀況，標明隋代的吹制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另外，器型均為中國傳統造型，其質地經化驗為高鉛玻璃和堿玻璃，可以肯定為中國自己制造的吹制玻璃器。

    隋代玻璃器除了玻璃瓶、玻璃杯之外，還有玻璃戒指、玻璃珠、玻璃卵形器等。

    唐代玻璃器基本上繼承了隋代的傳統，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數量大大超過隋代，器型種類也增多了，另外，中亞、西亞玻璃器大量輸入中國。新增的器型有玻璃茶碗、玻璃茶托、玻璃空心球和玻璃佛像等等。另外，唐代也有許多玻璃珠，珠形多為棱形、五棱形、扁圓形、球形等，個頭非常大。

    宋元玻璃器鑒識

    宋代是我國書畫藝術和陶瓷、玉器藝術都很發達的一個時期，涌現了很多有名的藝術家。但是，玻璃工藝卻沒有水漲船高，仍然維持在唐代的水平上，沒有突出的發展。元代的出土玻璃實物和傳世實物都比較少，看不出當時的玻璃業發展狀況，但在文獻資料中有所體現。

    宋代，包括同時期的遼、金，玻璃實物還是比較豐富的，在這些玻璃器中，前代已經出現的器物仍然流行于這個時期，例如玻璃器瓶、玻璃杯、玻璃珠等等。玻璃瓶的形制較前代有所變化，這種變化也是宋代玻璃器斷代的一個重要依據。即除卻從國外輸入的玻璃器外，宋代的玻璃瓶絕大部分為葫蘆形瓶，形體不大，器壁較薄，顏色有乳白色、淡青色、黃綠色等等。在眾多的宋代瓶制中，除了純粹葫蘆形之外，還有的玻璃瓶基本上由葫蘆形演化而來。

    而玻璃釵、玻璃簪、玻璃手鐲等婦女飾品是這個時期的又一種流行形制。玻璃手鐲常出于金代墓葬，玻璃釵、玻璃簪多出于宋墓。玻璃釵、玻璃手鐲等婦女飾品(包括部分男性發飾)的出現，表明了宋代時玻璃器具傾向于實用性，多在民間使用。宋代還出土了一些新的玻璃器型，如花口玻璃杯、佛手瓜形器等。玻璃的質地為高鉛玻璃和鉀鉛玻璃。

    元代出土的玻璃器比較少，關于這個時期的情況，文獻記載元代設立了稱為“瓘玉局”的官辦玻璃作坊。另外，在山東博山還發現了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遺址，可見當時玻璃制造還是比較受正規重視的，但是產量很少。

    明清玻璃器鑒識

    明代玻璃器的情況基本跟元代類似，出土物少，產量低。而到清代就完全不同了，清代時我國古代玻璃器發展史上較輝煌的時期，玻璃器品種繁多，工藝技術高超。從明朝末年以來，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商船來到中國廣州、泉州、寧波等口岸傾銷商品，西方的玻璃也隨之傳入我國。更為重要的是，隨商船而來的西方傳教士把他們所掌握的自然科學知識，其中包括玻璃制造技術也帶到了中國。清康熙和乾隆皇帝非常喜愛和重視西方傳教士們帶來的科技知識，并把一些傳教士納入到清宮內廷工作，例如紀文、汪執中被安排在內務府造辦處玻璃作，使他們所掌握的技能能發揮出來，這樣西方玻璃技術的引進和使用，大大推動了清朝玻璃業的發展。

    清早期，順治到雍正時期，玻璃生產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設立高等玻璃廠(即養心殿造辦處玻璃廠)掀起了清初玻璃生產的高潮。

    康熙時期的成就表現在創造套料，并使單色玻璃器的制造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器型完全摒棄了唐宋以來的薄胎瓶、簡單的杯、碗造型，而是兼采玉器、瓷器等其它工藝品類的器型，創造出全新的玻璃形制，例如玻璃水丞、魚缸、筆筒等。從顏色上講，康熙朝玻璃色彩豐富，色度純正、艷麗。制造工藝有套彩、刻花、磨花等，并從此時起，開始出現刻款，一般為“康熙御制”雙直行篆書陰文款，采用跎玉方法鐫刻款識。

    雍正時期繼承了康熙玻璃器的生產技術和特色，并有所發展，主要是色彩更加豐富，純度更高。在其它方便，則基本維持在康熙時期的水平。此時玻璃顏色有瑪瑙紅、翡翠綠、琥珀密臘黃等，造型上有很多采自于宣德爐、漆器、玉器等。質地也不錯。此時的款識為“雍正年制”四字楷書款，其排列方式有雙直行陰文和橫排單列陰文等形式。

    清中期，即乾隆至嘉慶初年，是清代玻璃生產的較盛期，這個時期的代表作仍然是清宮玻璃廠的產品。器型主要有玻璃瓶、碗、鼻煙壺等，乾隆時期(包括嘉慶初年)的玻璃風格與前期相比截然不同，以追求華麗、繁縟為特色，各種紋飾層出不窮，做工則較其精細，與同時期的其它工藝品風格相一致。款識分布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雙直行，一種是刻于器底周邊上、下、左、右各一字的形式。字體則有楷書、篆書兩種，而且款識還有單方欄、雙方欄、圈欄、不加欄等多種形式，另外，還有一種“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直行楷書陰文款。

    乾隆時期煉制成功金星玻璃，這主要是宮中的傳教士于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燒制成功的。這時的許多大型的精美玻璃器都是在西方傳教士的參與下完成的。乾隆中期以后， 隨著傳教士的離去，清宮玻璃廠的水平開始下降，后期開始出現衰落的景況。

    清朝晚期，即嘉慶中晚期至宣統，玻璃生產一落千丈，產品拙劣、粗糙，形制不方不圓，款識潦草。在同治、光緒時期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另外又借鑒西方的技術，生產了壓花玻璃和平板玻璃。這個時期的玻璃生產受政治腐敗、外強侵入、經濟衰落的影響，民間玻璃業一蹶不振，只有清宮玻璃廠尚能維持，但也僅局限于春秋兩季燒造高等制度所規定的必需活計，工匠僅有2名。產品為規定的301件。

    總之，清代玻璃經歷了早期的繁榮、中期的較盛和晚期的衰落三個階段，而各個階段都有新產品出現，即使是在衰落期也不例外。清代玻璃是我國工藝寶庫中的有限的精品，它將數千年的中國傳統玻璃技術與外來技術巧妙結合，創造了仍然歸屬于傳統文化的嶄新品種，這是其它各代都沒有做到的，因此清代玻璃器無疑是整個中國玻璃發展史的較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