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玻網】  環保稅一旦開征，至少可以有三方面好處：一是減少污染；二是加大污染企業的經營成本，使企業產生保護自然環境的壓力和動力；三是增加相關部門財政收入，使相關部門有更多資金用于治理環境及支持、鼓勵、補貼企業開發環保技術、實施環保項目。
　　
　　托舉綠色產業市場化 環保稅征收亟待政策組合拳
　　
　　“做好環保稅立法工作”寫入今年的《相關部門工作報告》。環保部部長陳吉寧7日在“一體加強環境保護”為主題的記者會上提及“環保稅立法”時稱，不少清潔生產技術、治理手段的紅利沒有釋放出來，是由于環保政策沒有跟經濟政策和發展政策實現高層度結合。
　　
　　業內人士指出，中國環保行業面臨投入資金資金、監管力度雙重不足，嚴峻的環境形勢下，迫切需要運用稅收，調節發展和保護的關系，透過市場機制來分配環境資源。
　　
　　環保稅落實“污染者當責”
　　
　　關于環保稅的改變如何推進，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說，環保稅主要是把現在的收費改成稅，不能指望環保稅來解決類似大氣污染、霧霾等等這樣的問題。像這類問題，屬于每個人的責任。水污染，就要向排放污水的收費；造成大氣污染的企業和個人也要受到懲罰。
　　
　　財政部在課題研究中建議，環保稅應爭取在2015年完成相關立法程序，在2016年正式開征，征收初期可考慮在現行已提高的排污費收費標準基礎上再提高一倍或更高；在2018年進一步提高煤炭資源稅、環保稅稅率；在“十三五”后期（2019－2020年）開征較低稅率水平的碳稅。
　　
　　治理霧霾的財稅政策帶來的既有沖擊，也有新的機遇。
　　
　　根據研究，新的稅收政策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物價和企業總稅負的提升上。但治霾的財稅政策也會帶來新的機遇。財政部報告認為，由于煤炭使用成本上升，將會提升其他替代能源的競爭力，更優異能源的使用會促進其他行業的發展。長期來看，征稅以后包括GDP在內的宏觀經濟指標都將受益。實際GDP在2020年、進出口在2025年、總消費在2030年長期效應開始顯現，征稅的負面影響將開始轉變成正面影響。
　　
　　與此同時，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接受采訪稱，環保稅立法先行，是利用市場機制保護環境的重要舉措，也是落實新環保法確立的“污染者當責”原則的具體制度安排。環保稅旨在糾正市場失效。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孫佑海說，征收環保稅，對提高污染者違法成本、減輕社會治理污染負擔、籌集環境保護資金起到積較作用。
　　
　　業內測算，2013年以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學需氧量、氨氮等四項指標為主的全國排污費應征收總額是575億元，但當年實際征收216億元。“征收環保稅，不僅是環保產業的利好，也為更寬泛的綠色產業提供更多機會。”中國人民大學自然資金研究中心副主任藍虹接受采訪說。
　　
　　亟待稅收撬動清潔生產
　　
　　事實上，全部諸多經驗表明，環保稅的征收，可改變成本收益比，迫使其重新評估本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同時環保稅也對其他企業的經濟決策和行為選擇產生了影響。
　　
　　據不完全統計，歐盟、美國、澳大利亞、荷蘭、波蘭、意大利、加拿大、愛爾蘭、芬蘭等發達國家都曾使用稅收手段，改善環境污染，主要稅種涵蓋大氣污染稅、水污染稅、噪聲稅、固體廢物稅和垃圾稅等類別。
　　
　　全國政協委員賈康指出，征收環保稅，將有助于轉變環境保護行政機制為主的理念，解決制約中國環保行業發展投入資金資金不足、監管力度不足等問題。“征收環保稅，不僅是環保產業的利好，也為更寬泛的綠色產業提供更多機會。”中國人民大學自然資金研究中心副主任、聯合國環境署資金行動機構學術顧問藍虹接受采訪時說。
　　
　　她舉例，國外的碳稅增加了化石能源的成本，在固定的市場需求下，意味著新能源相對便宜。通過環保稅的調節，將需求引向生產過程更加清潔的產品，是經濟新常態的增長點。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十二五”期間要“完善資源稅費制度”，包括一體改變資源稅以及積較推進環保稅費改變。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一體深化改變措施中，也包括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業內認為，環保稅就是利用市場機制保護環境的重要舉措。給環保稅立法，則為市場機制治污提供保障。事實上，早在2011年12月，財政部同意適時開征環保稅。2013年12月，環保稅方案已上報至國務院，正按程序審核中。
　　
　　阻力待沖破
　　
　　顯然，環保稅開征的好處明晰可見。較直接的好處就在于，加大排污企業與行業的生產經營成本，迫使企業與行業重視環境保護，從而實現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的目標。其次，環保稅補充了相關部門的財政收入，可以用于環境治理，補貼企業開發環保技術、發展新能源以及其他公共服務等。但除上述“技術性”阻礙之外，環保稅的利益沖突也在所難免。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介紹說：“阻力主要的來源是，對原來的引起環境污染的產業、企業帶來額外的稅負，造成生產成本上升，進而傳導到價格上升。”
　　
　　這種價格上升可能導致兩個結果，一是產品漲價之后，價格機制發揮作用，消費量減少，相關產業萎縮，這就達到了環保的目的，或者重污染企業進行設備改造，可能購買環保器材，以實現清潔生產，使得免于交稅，這種情況也能實現環保目的。但是，增加投入資金本身也會導致成本上升，傳導到下游的消費者。對于水、電這種消費彈性較低的生活必需品，會涉及到中低收入等級的利益分配；二是，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則主要體現為物價的波動。
　　
　　“誠如，碳稅一旦開征，對電力等行業企業出現稅負增加的情況，可能會傳導到產業鏈下游，而導致電價及其他商品價格的上升，引發通貨膨脹，進而影響居民的生活。”張斌說。
　　
　　針對可能的阻力，張斌建議，應該使用組合政策推進經濟結構轉型與環保產業的發展。“首先，環保稅只是政策工具之一，不是，應該是組合政策的使用，比如通過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嚴格執行排放標準，或者引入更加市場化的排放權交易，不能將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環保稅這一個政策上，這只會使得推行阻力更大。其次，政策需要考慮到現實的國情與國家發展階段的前瞻性，考慮到企業實際的承受能力。”
　　
　　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李全曾公開指出：“在環保稅立法、開征環保稅后，其征收并不是對所有企業一刀切，而是針對企業的污染程度差別對待，有助于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太陽能企業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做太陽能前端研發因為周期長，沒人愿意做，做后端的企業也少，大部分企業愿意做中端，即設備制造，這個環節的污染非常嚴重。開征環保稅后，這些企業一定會受到比非常大的影響。”
　　
　　相關人士普遍預計，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煤化工等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在開征環保稅后，都要受到非常大影響。“但是，火力發電行業作為產業鏈的前端，還關系著企業和居民生活成本，應該考慮一些補貼政策。”張斌說道，對于價格傳導到下游可能導致的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問題，也應該配合財政補貼，以對沖和化解環保稅開征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