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覺得未來三四年較有意思，那時現在的人在做的東西就出來了，那就是給未來的北京畫眼睛鼻子嘴——給北京一個中心。”

    1994年，張欣回到告別17年的北京定居。她面臨這樣一個中國：生機勃勃的經濟和陳舊的制度框架共存，在北京成立一個新公司較多要蓋幾十個公章；14年的社會分化造成了豐富的等級，但是很少人對這些等級有足夠的認識；驚人的外資投入增長和驚人的信息不對稱；海外留學歸國人數以年均13％的增長率增長，在未來8年內將達到14萬人，其中絕大部分選擇京滬兩市落腳。

    張欣本人的經歷是一部中國版的《大衛·科波菲爾》，不過主角是女性。文革中父母劃清界限，5歲隨母親下干校，玩具是幾頭小活豬；14歲到香港，做電子元件廠女工；用打工攢的錢去英國讀秘書學校，一路讀到劍橋；到華爾街高盛銀行做投入資金顧問，嫁給潘石屹，然后成為中國當今建筑業較杰出的女性。

    1994年，在香港擁有“面對維多利亞海灣的大房子”的張欣住進潘石屹的恩濟花園，經過一段家庭和文化上的磨合期，她離開高盛銀行，全心全意投入潘石屹的事業。翌年，SOHO現代城計劃正式開始啟動。

    在此之前，張欣從未涉及房地產開發，對于什么是好建筑也沒有太多自己的結論。初期階段，她對“好的建筑”的定義是：舒適、不浪費。SOHO現代城后面幾棟住宅樓的“大玻璃”——也就是替代了露天陽臺的落地玻璃窗，一度帶領了住宅建筑潮流，引來諸多效仿者。但是，關注點還只停留在精裝修上。

    第二階段，“我開始意識到人的生活與空間密切相關，給他什么樣的空間就創造了什么樣的可能性，這時候我們開始考慮SOHO的SmallOffice、HomeOffice這一部分。……現在中國較有精力的就是小公司、私營企業。這些人需要的是一種現代的形式、方便的位置，SOHO的精力就是現代的、快速的、年輕的、有生命力的、小的、知識型的。……等到人住進來之后，才發現方方面面什么人都有。畫廊、某網站網、新周刊、廣告公司、印刷廠……惟一的共性是特別有精力。35％的屋子在晚上下班后還亮著燈。”1998年開發建設SOHO現代城，整個項目40萬平方米，銷售收入超過40億元金額。

    第三階段，張欣開始向往更“精力層次”的東西，按她的說法，“超越馬桶把手”，讓目光不被過于瑣碎的實用細節束縛。這個改變較早從1997年開始，香港設計師張永和在為她設計山間別墅“山語間”時，給她很大的震撼。4年之后，她決定將自己受到的啟示帶給“老百姓”，讓他們體會到建筑的豐富可能性。張欣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民族觀念：“我們要為亞洲的藝術家提供機會。”潘石屹夫婦向12位亞洲青年建筑師發出邀請函，請他們參與設計一個長城腳下的建筑師走廊。2002年5月，這個名為“長城腳下的公社”的中國靠前家現代建筑博物館為張欣贏得了威尼斯雙年展的“個人建筑藝術推動獎”。

    張欣和潘石屹是中國當下新銳商人的代表。他們經歷過困難年代的磨練，但是沒有像其父輩一樣被浪費全部青春；他們敏銳地把握時代賦予的機會，為自己爭取到較好的教育和創業條件；他們不受職業和行業規則的束縛，敢于創新，但是并不脫離本土市場的需求。

    當然，他們的經歷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張欣的長期海外生活經歷和教育背景使她的思維方式、知識結構和信息占有都與中國“土產”商人非常不同，為此她曾與潘石屹朝夕相斗。

但是，當他們相互理解和接受之后，這對搭檔就成了中國較無缺的商業組合。由于張欣對世界幾大城市建筑有長期的切身體驗，她為潘石屹引入了更精致、公開和相對先鋒的建筑概念。潘石屹憑著自己在中國房地產業15年的經驗和資源把這些概念付諸實施。也正是因為這種互補，他們才能夠在提倡西方大都市生活的同時，成為亞洲藝術家的保護者，并且不放棄一個成功商人的原則。
    他們的結合趕上了一個黃金時代。從1991年至1997年，中國的FDI以驚人的速度持續增長，此后增長曲線開始隨大部分國家經濟形勢波動，到2002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靠前大外資投入國，當年FDI將達到500億美元。當世界經濟論壇的亞洲負責人F.J.弗蘭克反復宣稱“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時，他常用的一個重要指數就是中國的FDI數目。而大量的外資投入意味著相對的信息公開、邊境公開和全部游客的增加——包括中國出國旅游、留學人數的增加。這些資金和人員的跨國流動使城市居民、尤其是那些見多識廣的城市居民對他國建筑有了更豐富、直觀的概念，也有了更多樣化的要求。這些要求有針對城市內部建筑的，也有針對城市外私人別墅的。張欣本人的“山語間”就是一個例子，它已經超越一個私人建筑而擁有了從前公眾建筑才有的名聲，設計師張永和把這個建筑的名字和中科院晨新數學樓一起寫在他的每一份簡歷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較有名的建筑主要集中在上海，如外灘、人民廣場、N明珠廣播電視塔、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大劇院。這些建筑大多輝煌奪目，宏大、集中、功能較為單一，是吸引外地游客的主要景點。與此同時，北京的市內新興建筑則受到制約。曾經有過很多細致的市政規劃條令，比如某些主要干道旁樓高不能超過路寬的幾分之幾，整個城市建筑以灰色調為主，等等。相關部門的明例和暗示會使房地產商在一夜之間一窩蜂造出大批風格重復、七拼八湊的建筑；大型商業建筑彼此分散，不成氣候。在上個世紀80年代，天安門和故宮對剛剛開始旅游的外地人還是一個富于魅力的中心，到了90年代，隨著城市大眾購物興趣和能力的提高以及政治情結的淡化，天安門高高在上的魅力受到了上海外灘親和力的挑戰；凌亂土氣的大柵欄也不能與光影迷媚的南京步行街相比了。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較有名的建筑主要集中在上海，如外灘、人民廣場、N明珠廣播電視塔、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大劇院。這些建筑大多輝煌奪目，宏大、集中、功能較為單一，是吸引外地游客的主要景點。與此同時，北京的市內新興建筑則受到制約。曾經有過很多細致的市政規劃條令，比如某些主要干道旁樓高不能超過路寬的幾分之幾，整個城市建筑以灰色調為主，等等。相關部門的明例和暗示會使房地產商在一夜之間一窩蜂造出大批風格重復、七拼八湊的建筑；大型商業建筑彼此分散，不成氣候。在上個世紀80年代，天安門和故宮對剛剛開始旅游的外地人還是一個富于魅力的中心，到了90年代，隨著城市大眾購物興趣和能力的提高以及政治情結的淡化，天安門高高在上的魅力受到了上海外灘親和力的挑戰；凌亂土氣的大柵欄也不能與光影迷媚的南京步行街相比了。

    并非巧合的是，紐約市長布隆博格本月剛剛提出了一個復興曼哈頓下島的計劃。這個集全島一半以上高樓的地段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工作區，晚上下班之后成了個“鬼城”，早上上班時間，大批人流車流又造成交通堵塞和地鐵的擁擠。相比之下，各種建筑雜亂錯落的中城區反而生機勃勃。布隆博格計劃擴展下島的綠地，增加兩處商用和住宅區，連通直接去往肯尼迪機場和紐瓦特自由全部機場的道路，并建設一個大公共市場，增加學校。

他說：現在是將曼哈頓下島更新為一個可以居住、工作和購物的地方的時候了。“將曼哈頓島重建成它本來的樣子——一個大部分國家的創新中心，21世紀的城市中心。”
    并非巧合的是，紐約市長布隆博格本月剛剛提出了一個復興曼哈頓下島的計劃。這個集全島一半以上高樓的地段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工作區，晚上下班之后成了個“鬼城”，早上上班時間，大批人流車流又造成交通堵塞和地鐵的擁擠。相比之下，各種建筑雜亂錯落的中城區反而生機勃勃。布隆博格計劃擴展下島的綠地，增加兩處商用和住宅區，連通直接去往肯尼迪機場和紐瓦特自由全部機場的道路，并建設一個大公共市場，增加學校。他說：現在是將曼哈頓下島更新為一個可以居住、工作和購物的地方的時候了。“將曼哈頓島重建成它本來的樣子——一個大部分國家的創新中心，21世紀的城市中心。”

    是張欣的愿望比這要多得多，她滿懷熱情地回憶紐約SOHO區的魅力：“紐約的SOHO為什么讓你感興趣，因為在它周圍博物館、PRADA店、餃子館、熱狗攤都聚集在一起，是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建外SOHO較讓我絞盡腦汁的就是怎么能讓一個爆米花的就在這個路易·威登店的旁邊，可是租金太高他進不來啊！”

    到了這里，張欣已經不是一個建筑商，而是一個小型社會的設計者。她的野心受到現實的拘束，因為她并沒有能力改變社會經濟環境，同時她又受到希望的鼓舞：“所以我覺得未來三四年較有意思，那時現在的人在做的東西就出來了，那就是給未來的北京畫眼睛鼻子嘴——給北京一個中心。”瘋狂的、沒有晝夜的、熙熙攘攘的70萬平方米的中心，這個小社會里沒有張欣童年樂園的影子：“我小時的北京給我特別美好的記憶，沒有車的街道，人和人生活的接近，不知道什么叫危險、危機、壓力，我再也想象不到什么樣的社會狀態能讓我經歷這樣的生活。在干校也是。我不知道是否因為當時年紀小的緣故。”

    是張欣的愿望比這要多得多，她滿懷熱情地回憶紐約SOHO區的魅力：“紐約的SOHO為什么讓你感興趣，因為在它周圍博物館、PRADA店、餃子館、熱狗攤都聚集在一起，是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建外SOHO較讓我絞盡腦汁的就是怎么能讓一個爆米花的就在這個路易·威登店的旁邊，可是租金太高他進不來啊！”

    到了這里，張欣已經不是一個建筑商，而是一個小型社會的設計者。她的野心受到現實的拘束，因為她并沒有能力改變社會經濟環境，同時她又受到希望的鼓舞：“所以我覺得未來三四年較有意思，那時現在的人在做的東西就出來了，那就是給未來的北京畫眼睛鼻子嘴——給北京一個中心。”瘋狂的、沒有晝夜的、熙熙攘攘的70萬平方米的中心，這個小社會里沒有張欣童年樂園的影子：“我小時的北京給我特別美好的記憶，沒有車的街道，人和人生活的接近，不知道什么叫危險、危機、壓力，我再也想象不到什么樣的社會狀態能讓我經歷這樣的生活。在干校也是。我不知道是否因為當時年紀小的緣故。”

    張欣和她的同代人被迫背離的是一個集體記憶，無論是社會、文化還是前人的建筑觀念。1950年2月，在一份題為《關于中點人民相關部門行政中心區域位置的建議》的報告中，有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寫道：“(北京舊城)實際上已是博物院，公園、慶典中心、更不該把它改變為繁雜密集的外國街型的區域。靜穆莊嚴的文物風景，不應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部門所圍繞，被各種川流不息的車輛所侵擾，是很明顯的道理。

”但是他較終沒能保住北京舊城的肅穆祥寧。千奇百怪的“中國仿古建筑”羅列在他心愛的長安街旁，52年后，長安街越來越繁忙的車流也被迫列隊前進了。北京城的規模已經超過了梁思成較可怕的想象，商業區、工作區正在取代政治中心，成為人們日常關注的對象。
    面對城市的時候，任何整體規劃和描述都顯得力不從心。瓦爾特·本雅明用13年的精力也沒有完成《拱廊街》，到他去世時，這本描述18世紀巴黎幾條拱廊街的著作已經超過1000頁。麻省理工的凱文·林奇教授說：“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故事，一個反映人群關系的圖示，一個整體和分散并存的空間，一個物質作用的領域，一個相關決策的系列或者一個充滿矛盾的領域。”正是這種復雜性和不可預測成就了張欣和潘石屹的夢想，以及許許多多其他人的夢想。